首先是：居安思危。

　　《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晋悼公多次联合诸国伐郑，郑贿赂晋侯以乐师、乐器、美女、兵车，晋侯把乐队的一半赐给大臣魏绛，被魏谢绝。魏绛不肯居功，并引用《尚书》中的话，规劝悼公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这就是说，处于安定要想到危险，想到了就有防备，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要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未雨绸缪，不能大意麻痹，掉以轻心。

　　《周易·系辞下传》记载：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这里引用了《否》卦九五爻辞，说明心存戒惧、小心谨慎，时刻警惕灭亡，国祚乃可如系于丛生的桑枝，坚固久长。我们现在没有战争与饥荒，生活安逸，甚至有的时候太奢侈，人们的欲望太多，有人沉溺于声色犬马，争名夺利。没有危机感，这就是最大的危机。

　　曾国藩家书指出，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他发挥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思想，时时警惕、批评子弟们的生活过于安逸、奢侈，认为这不利于家族和个人的健康发展。

　　可见，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与个人，都应居安思危。这是一种理性精神，一种在安与危、存与亡、治与乱、得与丧中，处顺境而不忘逆境袭来的自觉。这之中就有理性。这是基于对人生与宇宙的透彻了解，并为理想的实现而动心忍性的智慧。

　　其次是：忧乐圆融。

　　这是已故庞朴先生的创造性阐释。他认为，忧患意识是知其为忧患遂因应生起来一种意志，或当前虽无忧患存在亦能存有此种意志（居安思危）的那样一种觉识。它意味着力求克服种种困难，力求实现某种理想，并深知自己行为的关系与责任之所在。也就是说，忧患并非杞人忧天，患得患失，孔子所忧的不是财货权势的不足，而是社会上有的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那么，忧患意识就是仁心或善性的某种自觉。

　　乐感文化是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是全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那么，它不是“欢乐”或“快乐”意识，它是无意识，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心态。

　　《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未临而如临，未履而如履，这才是忧患意识。真正临深履薄了，需要的就不是忧患意识，而恰好是其对立面——临危不惧，乐以忘忧了。忧患的本体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了。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就开始了，临近了。

　　庞朴认为，中华人文精神，既然是一种精神，不同于意识与集体无意识。包括忧乐在内的圆融精神，是我们民族的基本性格。中国精神把忧患与乐感融合了起来，是一种圆融的智慧。

　　第三是：乐天知命。

　　子畏于匡，处变不惊；颜回穷居陋巷，安贫乐道。这是儒家的达观心态的展现。乐天知命，恰好是在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应当有的心态。《易·系辞上传》曰：“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这是肯定事业多向发展而不流于俗，乐观豁达。知命，就是正确理解各主客观条件、偶然性因素的制约。孔子、颜子是乐天知命的典范。这种乐，不是感性、物质之乐，而是理性、精神之乐。

　　周敦颐在《通书·颜子》中指出，颜回不求富贵，安于贫简，因为他能“见其大而忘其小”，意识到人生中有比财富与地位更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目标，发现了人生真实的意义与价值。周敦颐所主张的“孔颜乐处”，实际上涉及人生的幸福问题。在道德哲学中，人们对幸福有多种理解。一般说来，幸福是人对于快乐的一种心理体验。但是，在人的生活中，并非所有的快乐皆可谓之幸福。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灵魂的某种合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将德性与快乐联系起来理解幸福，是幸福论中重要的理论派别之一。“乐天知命”，大体上即可归于这种类型的幸福论。在西方哲学中，也有哲学家强调理性和意志对于获取幸福的重要，认为理性和意志才能引导人们走向幸福，而感觉和欲望只是把人们引向快乐。“乐天知命”“孔颜乐处”，将“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视为人生的理想与目标，这就是“天人合一”。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因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制，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会是一马平川，因此要有各种思想准备，调整好心态，经得起风雨、坎坷，也经得起安逸、怡乐等的考验。作为个人，忧而不失其乐，不忘其乐，苦中作乐，乐而不忘其忧，乐中有忧，处顺境不盲目自傲，得意忘形，居功自恃，处逆境要有信念，刚毅坚卓，看到光明。

　　总之，我们应以家国天下的情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极乐观地生活与工作，居安思危，忧乐圆融，乐天知命。

　　（注：本次讲座为北京大学与国家图书馆共同举办的“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的最后一讲。）

　　《光明日报》（ 2018年04月22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