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士人忧乐观之背景的检讨

　　与这一思路相类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个人忧患的经历，造就了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作家。司马迁含垢忍辱，以这些先圣先贤为精神寄托，只为完成《史记》这一巨著。“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他忍受奇耻大辱，写成了这一大著，藏诸名山，传之其人。他开纪传体史学的先河，真正达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高标准。

　　我国文学史上，杜甫《天末怀李白》：“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李白人才过人，命运多舛，遭人诬陷。文学史上常常是悲愤出诗人，乱世出佳作。

　　我国传统有所谓贬谪文化，优秀的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贬过，韩愈、苏轼、朱子、阳明等等，不一而足。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反映了当时的知识人的纠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人无时没有忧乐，为什么而忧，为什么而乐，何时何处当忧，何时何处当乐？范仲淹自己被贬，此文即为他的朋友、被贬的滕宗谅而写，同病相怜，有感而发。此文被千古传颂，实因世代都有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他们“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以“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来麻醉自己。

　　我们对传统士人的进退维谷的生存处境，尤其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制度、氛围、环境等，提出批判。我读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大传》，颇有感慨。朱子一生，起起落落，临终被打为伪学、禁学。他壮年时知南康军，不断抗争，为民赈灾。尔后，朝廷派他去浙东赈灾。束先生的书中写道：朱熹在浙东的作为与朝廷的愿望和目的越来越远，为朝廷所不容。朝廷是让他代表朝廷做出少许业绩以显示皇帝的深仁厚泽，朱子却真当回事，一定要“民被实惠”；朝廷本只让他赈济灾民，他却进一步要为民减赋免税；朝廷本只把这场灾荒看成是天灾，他却进一步看成是人祸；朝廷只认为这场灾荒责任在地方，他却进一步认为根子在朝廷甚至是孝宗皇帝赵眘本人；朝廷本只要他措置赈荒中的“事”，他却进一步要惩处赈荒中的“人”。朱子上状尖锐批评朝廷、皇上，最后为上所不容，终于倒了大霉。

　　明代王阳明的生命中也有类似状况。

　　从思想文化的背景来看，为范仲淹所高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也就是孟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精神的活用，进而形成两宋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但孟子精神并不仅仅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面，同时还有对王权专制作批判与抗议的一面。

　　儒家忧乐观的现代意义

　　对于那些谋道不谋食、心忧天下的儒家士大夫而言，个人的贫富穷达不在他们的念虑之中。如北宋初年的李觏，政治方面有抱负与追求，使得他充满了对于“邦国政教有玷缺不完者，下民疾害有酸楚未复者”的忧患。他曾经尖锐地揭露当时统治者对民众疾苦的漠视和下层社会民众在困苦中无处申诉、求告无门的社会现实。

　　实践儒家学说，也使得北宋思想家张载不计清贫，追求“孔颜之乐”。横渠镇地方偏僻，物产不丰。张载家中的田产仅够维持生计，他不以为忧，仍乐善好施。学生为生计所困，他总会施以援手，“虽粝蔬亦共之”。张载病逝时，“惟一甥在侧，囊中索然。”

　　张载在《西铭》中曾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种论述，即是主张人在社会生活中，正确地理解人之生死，既不为生死寿夭所苦，也不为贫贱忧戚所累，而是以自己有限的人生，持守天地之性，践行天地之仁，担负起自己对天地父母及社会大众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圆满地获取人生意义，实现人生价值。“存顺没宁”是张载的人生境界论。他认为，人的生死同其他器物的成毁一样，也源于“气化”。人有生死实为其本有的特性。全面地了解人生的这种特性，“知生无所得，死无所丧”，即可以做到“死不足忧而生不可罔”，理性地理解人生，现实地面对人生。这样的人生境界论“体用兼备”，不论其理论价值，还是其实践价值，都对后世儒家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我们感佩张载的心胸和意境，这对我们当代人的人格成长也有积极的意义。

　　具体来说，我认为，儒家忧乐观中有三点尤为重要，值得我们记取并创造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