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象台上授农时

　　在陶寺中期小城之内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其规模宏大、功能复杂，占地面积约1400平方米，台基形状为大半圆形，在台基上由13个柱子围成的半环形夯土柱列十分罕见。为搞清楚柱列是否为天文台，陶寺考古队及相关单位曾对该遗址进行过10多年的观测与探索。

　　观象台原理是从观测点通过柱子之间的缝隙观测塔儿山日出方位，从而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通过多年实地观测与探索，发现从第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1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7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春、秋分。2005年，在“陶寺城址大型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来自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国家天文台、国家授时中心、北京古观象台、北京天文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的15位天文学家基本肯定了该大型建筑为天文观测遗迹。

　　《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陶寺古观象台印证了《尧典》的记载。2009年6月21日，二十四节气中的夏至日，陶寺大墓出土圭表进一步印证了《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的记载，也进一步奠定了陶寺遗址作为“尧都”“地中之国”的地位。

　　“文、尧”扁壶溯信史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一扁壶残片，残片断茬涂朱，扁壶壁上朱书两字，经考证其一为“文”，另一字被何努先生直接考证为“尧”。

　　甲骨文确立了殷墟的信史地位，实际上，殷墟甲骨文已经是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同时也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文字历史。殷墟文字刻于甲骨之上，得以传世，而年代更早的陶寺文字符号书写于扁壶之上而得以幸存。多项证据表明，文字草创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是一定经济基础和文化进步的产物。陶寺遗址发现的朱书文字将汉字的出现至少推进至4000多年前，这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鼓乐声声彰仪礼

　　墓葬中出土彩陶、漆木器、玉器等礼器或礼器组合，暗示礼制的初步形成。更值得关注的是乐器，所谓“礼序人伦，乐移风俗”，音乐是形而上的东西，代表了一个族群的文明进步程度。陶寺遗址出土大量乐器，包括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口弦琴等。陶寺遗址中共计发现类似乐器27件。其中，陶寺出土鼍鼓和特磬的组合一下从殷墟上溯了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中国已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4000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音乐与生活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缘起和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塔儿山下，巍巍古都千年煌煌；悠悠鼓磬之声回荡绵长，昭示当初文明曙光；观象授时柱列存续四季，教导子民时令稼穑；圭影度量，定立天下四方……遥寄苏公秉琦，满天星斗，陶寺应否最亮一颗。

　　诚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她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较为成熟的文明。

　　总之，陶寺王墓、宫城、宫室建筑等所体现的“王权”社会，各类精美玉器、彩绘陶器如龙盘、漆木器以及鼍鼓、石磬等礼乐器所反映的“礼制”文明，器类不一的铜铃、铜盆口沿、铜齿轮形器、铜环、铜蟾蜍等多件最早出现的“铜器群”，这些均与夏、商、周三代文明以及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特质具有最明显的传承关系或言一脉相承，是华夏文明这棵参天大树众多根脉中的“主”根。陶寺观象台以及王墓“圭尺”研究表明的4000多年前人们的“地中”观念，陶寺聚落形态研究表明的已进入社会形态的“国家”时期，这些使陶寺成为原始意义上“最初中国”。总之，可以说陶寺是“最初中国、华夏主脉”。（□ 高江涛  李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