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能让我们得到什么？

　　除了窄化，知识结构的浅表化和功利化也是个问题。引领这波潮流的恐怕就是各类打着“知识经济”旗号的新媒体，它们利用人们对知识的焦虑，创造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每天花几分钟听读，“助你在商业上更成功”，或者让人“保持在学习的状态里”。

　　不久前，一家出版垂直自媒体推送了一篇文章——“为什么传统出版社做不好知识付费？”作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编辑在出版社环境里做不出知识付费产品，可是在互联网平台上都变成付费知识小能手？”文章得出结论说，这是由于“出版社的政策和制度不支持编辑投入精力做知识付费”。

　　姑且不讨论这篇文章的观点，需要想一想的是，如果知识变成“付费IP”、编辑变成“知识卖手”，如果产品经理变成知识代理人、读者变成用户，如果每天洗澡、开车之时的过耳云烟成了获取知识的普遍途径，这样一派欣欣向荣的销售和学习场景真的那么美好吗？知识商品化、知识快餐化可能带来的后果究竟是什么呢？什么样的知识会在市场上流通？知识产权的限度在哪里？出版社及编辑到底应该是知识资本中赚差价的中间商，还是打破知识“贫富差距”的破壁人？

　　“电子书和有声书还都只是纸质书的延伸，而知识付费确实是一场颠覆。它是一种没有细嚼慢咽的快餐灌输，更像是一种有人帮你划重点的教育课程，在快节奏的今天，自然有其市场。快餐更适合一些急用的、功利性强的知识，而‘新知文库’本来就是用于休闲的。当然，有人爱看剧情简介，有人爱看剧集本身，这都是个人爱好。付费产品可以取代很多书，但并不是所有的书。”徐国强说。他当然也听说过“知识经济”，也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思考过“知识”与“IP”的异同，然而他还是把更多的时间都埋首编书了，“有些知识性的书是可以高度概括和提炼的，但对于‘新知文库’而言，很多书难以概括，一切丰富的细节，包括趣味，都在故事的叙述中。”在他看来，“划重点”式的“知识经济”终究是别人的，而读书和思考才是自己的，这种被动与主动，也是与知识的“得到”与“研习”最大的不同。

　　这些作者哪儿来的好奇心和闲工夫？

　　如果说“新知文库”的背后有一张包罗万象的百科地图，三联的编辑和译者拣选了著名的景点，那么真正绘制地图乃至发现新大陆的，还是那些外国作者——毕竟这套丛书全部都是译介而来的。

　　仔细研读一下这些书的写作过程，大概会发出巨大的感叹，这些外国人怎么就有这么多好奇心和“闲工夫”呢？《智商测试》的作者斯蒂芬·默多克曾经在柬埔寨当律师，后来在华盛顿干过一段时间民事诉讼，之后是自由撰稿人。他之所以对智商测试的历史感兴趣，就是因为小时候被拉去做了智商测试，自己很讨厌它，就在漫长的求学路上（他后来还上了哈佛大学）非常想知道智商测试的来历，他泡在图书馆找答案，结果写出一本书来；《阿司匹林传奇》的作者杰弗里斯，是因为爸爸突发心脏病，康复之后每天吃阿司匹林，让他对这个小药片有了兴趣，他一猛子把和阿司匹林有关的事都研究了一遍，从战争、瘟疫、被遗忘的科学家，到工业革命、间谍战、《凡尔赛条约》、精力绝伦的广告奇才……

　　“新知文库”是有关兴趣、眼界与耐心的写作。在有限的一生里，有人愿意花费三年、五年甚至大半生，泡在图书馆里，只为了给自己的兴趣爱好写一本书，《卡路里与束身衣》《嗜血动物的奇异生活》《热气球的故事》……如果按照今天流行的“变现”“热点”“有用”的标准，这些作者的兴趣未免“太无用”。“新知文库”的作者当中也不乏知名大学的学者，但他们好像也不是为了在学术体系里获得什么而写。正是在未被窄化、未被快餐化、未被功利化的知识结构之下，才可能诞生出知识本应具有的神奇趣味和宽阔气象。

　　其实，我们不妨保留一些提问的冲动（哪怕是无厘头的古怪问题），不要什么都求助于搜索引擎寻求简便的答案，可以让好奇心发酵得更慢些，让探索更久些，让每个人对“未知”的向往更强烈些……这样的求知与生活的态度，会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更有趣。无限的好奇心和持久的探索精神，正是“新知”带给每个人的礼物。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知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