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戏剧创作非常重视“写心”，而该剧的编剧之一李莉又特别善于表现复杂纠结的人性转变，《太行娘亲》是李莉继《浴火黎明》后又一部深入探究人心和人性的红色题材力作。《浴火黎明》塑造的“中间偏灰”的“叛徒”形象范文华，在自己的革命引路人和精神导师叛变革命之后痛苦、迷惘，失去对党的忠诚和信仰，背叛了革命，被敌人利用反间计来瓦解狱中地下党。正是在监狱中同志们的感召之下，范文华认识到自己原来建立在个人恩义基础上对领导人盲目崇拜的错误，重建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这样的人物形象令人耳目一新，他的救赎和自我救赎所体现出来的心灵成长，是独特的“这一个”，填补了革命历史题材人物塑造的空白，丰富了戏曲人物形象历史画廊。李莉还把对叛徒、“中间人物”的关注和塑造延伸到了京剧《党的女儿》之中，虽然这部戏塑造的马家辉形象是彻底的叛徒，但是该剧深入剖析了马家辉叛变革命的原因：他投身革命为的是妻子、儿子和名利，共产主义解救全中国劳苦大众的崇高理想和崇高信仰，只不过是他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样有血有肉、有情感有内涵、有层次有变化、丰满立体的叛徒形象，突破了以往平面化、类型化、脸谱化的创作模式。

　　“舍子”题材历来是中国传统戏曲故事里的重要母题，代表作品有传统戏中的“赵氏孤儿”题材，许多剧种都有演出，新的改编作品以豫剧《程婴救孤》为代表，程婴舍弃亲生子，救的不仅仅是赵氏孤儿，还有整个晋国半岁以下的婴儿，更是中华民族见义勇为、自我牺牲的精神。在近年来出现的红色题材作品中，“舍子”题材也不断出现，除上述《太行娘亲》，还有张曼君导演、刘锦云编剧的评剧《母亲》。《母亲》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母亲邓玉芬把老汉和四个儿子送上战场，他们全都壮烈牺牲的英雄故事。剧中，母亲不但有在亲儿子和八路军战士之间 “舍子”的艰难，还有为了保护部队和百姓而捂死襁褓之中的小儿子的惨烈。

　　牺牲，是革命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必然要面对的主题。无论是“太行娘亲”“英雄母亲”还是“党的女儿”，她们都是为了家国大义而舍小家为大家、舍小情成大义的经典作品和经典形象，她们不但是英雄母亲，还是孕育了英雄的母亲。正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的隐忍和牺牲，才赋予最危机时刻的中华民族得以救亡图存的动力和源泉。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舍子求义也是感天动地的大义情怀。然而近些年来，一些评论者从泛人道主义和泛人性论的角度，对这种舍子求义的创作模式颇为诟病。且不说这种论调之下掩盖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这种脱离规定戏剧情境和具体时代的评判就是武断的、先入为主的，是对历史上无数在国难当头之际为了家国大义和民族安危而舍生忘死、杀身成仁、自我牺牲的先烈们的无视和否定。

　　在艺术成就和舞台呈现上，当前的红色题材戏曲创作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评剧《母亲》以倒叙的方式、意识流的手法，以母亲的小儿子小仔的精魂形象和一曲《望儿归》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通过回忆的方式，追述母亲的六位亲人一一牺牲的过往，其充满现代意识和现代思维的导演手法、在传统戏曲程式创作原则基础上对现代新程式的创新、对民族音乐的运用，对当代戏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太行娘亲》中赵氏怀抱孙子被活埋井底的场景，直接把漫长而惨烈的死亡过程呈现出来，与一般革命历史题材英雄慷慨就义的场景不同。这一场景，就像古希腊雕塑《拉奥孔》把死亡的过程永久定格，成为该剧另一独创之处，既给编剧创作抒情段落提供空间，又为导演的舞台呈现提供想象和创造的可能。

　　在如今的和平年代，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尤为必要和重要，它们以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和英雄主义精神引领人，以磅礴的情感和昂扬的激情感召人，以先烈们的抗争与牺牲、理想与追求吸引人，以英雄人物的心灵成长和人性光芒感染人。牢记历史，不忘初心，这不但是对历史的重温、对英雄的缅怀，更是对当下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