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印染厂家属院一景。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国企改革

　　卢铁生1979年退伍被分配到了印染厂做工人，后来成为印染厂的一位领导。如今的他已经头发花白，身形发福，爬几层楼就会气喘吁吁。

　　他回忆，大概在81、82年，印染厂是新乡第一纳税大户，家属院三层以上的楼房都是在80年代厂子经济效益最好的时候盖起来的，那会厂里最多有2600人。

　　从南门走进家属院，左右两边均是五层楼房，大约有16栋左右，再往北均为三层小楼和平房。李海军一家后来也搬进了楼房，卢铁生的家距离他不远。

　　每天早上五六点家属院就醒了，工人们吃完早饭，再把午饭准备好，装进铁盒子或者饭缸，随后就匆匆出门。

　　400多个工人清晨从家属院蜂拥而出，步行前往印染厂。一路上全是穿着藏青色和灰色厂服的工人，拎着饭盒或者大白馒头，遇上了认识的人便打个招呼，边走边说，脚步丝毫没有放慢。

　　7点30分，厂子里的广播开始播报最近厂里发生的事或宣讲国家政策，隔着很远就能听到。而“大部队”所经之处，尘土飞扬。直到今天，厂子门口的大路上还铺满了煤渣，人群经过都不住地捂着口鼻。大路两边的树木枝繁叶茂，让通往印染厂的大道看上去有些阴郁。

　　8点，早班的工人接过上一班工人的活儿，在车间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卢铁生介绍，当时印染厂生产的布料有出口也有内销，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作都是安排好的，鲜有竞争意识。

　　在1979年，他一个月能拿36元，1982年涨到60元，1996年200元，增幅越来越大，但也只是工薪而已。

　　李海军、王桂花、刘春华等人这些印染厂的子弟，在家人或媒人的安排下互相见个面，没什么大问题的话，很快就会结为夫妻，延续下一代。

　　卢铁生用“封闭”一词形容那时候工人们的心态——过日子只求养家糊口，不看书不读报，鲜有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男人喝酒打牌，女人吵架骂街，是家属院里为数不多的消遣。

　　变化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国家掀起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

　　“为什么要下岗？人多了，厂子效益又不好，必须要精简人员，提高效率。”卢铁生回忆。

　　在新乡印染厂改革的前夕，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改革会带来什么后果。直到有一天工人们发现，自己可能随时被组长叫去谈话，然后被告知明天不用来上班时，他们开始慌了。

　　卢铁生亲眼见到，有的人开始给领导送礼，烟酒、糕点，没事就请领导吃饭；有的车间里的工人工作更起劲了，希望自己能够留下来。也有一部分人，开始走出家属院，另谋出路。

　　《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原有国有企业的职工1.1亿人，1998年国有企业职工人数为5200万人。这是第一轮下岗潮。

　　李海军熬过了下岗潮，他在2001年被上级调到印染厂保卫处护厂队，从事安保工作。而刘春华的前夫张保元曾经是一名军人，也于2002年从分厂调到护厂队。

　　印染厂保卫处关于李海军工作表现评价。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图

　　卢铁生说，当时厂里时有发生偷盗布料事件，所以抽调了一部分人，大多是当过兵或者人高马大的，组成护厂队，分两班负责安保、巡逻。

　　在他看来，当时护厂队算是不错的差事，比较清闲。不像改革后的车间工人，连着一个月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机器不能停人也不能停，中午吃饭也只能端着饭缸守在机器旁，每天回到家累得饭都不想做，仅在月末有两天休息。

　　外面风云涌动，印染厂的小世界也不再固若金汤，焦虑、迷茫、躁动的是人心，直到一起命案捅破了天。

　　杀人事件

　　2003年9月初的一天，38岁的李海军和45岁的张保元例行执行晚班巡逻任务。刘春华回忆，当时还有一个叫李永田(50岁)的人与他们两人搭班，三人中李海军为组长。

　　那晚，李、张两人在巡逻的时候顺便到卢铁生的办公室坐了一会，两人打打闹闹。卢铁生形容李海军是个不好讲话的人，口才很差，感情都在脑子里；但张保元则是大大咧咧，好开个玩笑。

　　当时，张保元已经和刘春华离婚，李海军和王桂花的感情也岌岌可危，张保元有时候开起玩笑来口无遮拦。

　　“那天两人互相拿老婆开玩笑，说我要睡你的老婆之类的，李海军又还不了嘴，只能憋着。”卢铁生说，张保元还喜欢在公共场合开这些玩笑，这让李海军大为不悦，但也没看出他有什么异常行为。

　　也是在那一段时间，李海军和张保元、李永田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

　　刘春华听保卫处的职工说，有天保卫处开会，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茶杯，开会的时候大伙喜欢嗑瓜子，也不知道是谁把瓜子皮弄到了李海军的杯子里，李海军怀疑是张保元和李永田所为，三人之间发生了争吵。

　　事后张保元不愿多和李海军纠缠，便申请从夜班调到白班，得到上级批准。

　　就在张保元调班后的第三天，2003年9月8日晚8点多，上完班的他回到家属院家中，躺在床上等刚上高一的儿子过来。刘春华说，张保元一周没见孩子了，很想他，便约孩子晚上到他家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