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洁　张雪泓

　　时维金秋,北京碧空如洗,阳光灿烂。

　　按照约定采访时间,《法制日报》记者来到北京市警察协会。

　　“我们关注的议题不谋而合啊!”刚下讲坛的张卫华热情地和记者握手,“我最近在市局党校授课,内容就是关于首都公安史的,其间也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公安工作的发展变化,简史稿(《北京市公安局简史稿》)已经出版了,送你一本。”

　　记者被张卫华的热情所感染,连忙接过他递过来的书。

　　“我这辈子没离开过公安队伍,管了一辈子文字工作,临走有7麻袋书稿带不走,退休后还在发挥点余热。”张卫华说。

　　头发稍有一点白,金边眼镜后面是一双睿智的眼。字正腔圆,笑声爽朗,张卫华坐在阳光暖暖的小院儿,和记者畅谈改革开放以来首都公安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首都公安恢复重建。全局上下是一种朝气蓬勃、大干一场的气氛。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研究科的主要课题就是公安机关应该怎样建设

　　张卫华加入公安队伍正是改革开放前夕。

　　1978年,23岁的张卫华进入北京市公安局研究科,在《首都公安》杂志当编辑。1979年,张卫华到派出所锻炼,后又到师范学院政教系学习。他说自己赶上了好时代,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让张卫华有了纵观全局的眼界,在他看来,“首都公安的发展就是新中国发展的缩影”。

　　张卫华说,放眼世界各国,在“警察”称谓前面加上“人民”两字的国家唯有中国,北京公安发展历程是一部坚持最高标准、不断创新发展的奋斗史。

　　“‘最高标准’是彭真同志对首都公安提出的要求,这是我们查阅了110万字彭真同志讲话最终确认的。”张卫华告诉记者,1957年,针对北京社会治安防范中存在的问题,彭真同志提出,要把北京的社会治安和政治情况搞得“像玻璃板,像水晶石、镜子一样清楚”。为落实彭真指示,北京市公安局狠抓基层基础工作,相继提出了社会面控制和对敌情摸底的工作思路,明确了派出所户籍民警的设置。自此,广大户籍民警走街串巷、深入管片儿,发动群众群防群治,涌现出大批“百家熟”,使北京的治安基础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这一时期全市社会治安很好,基本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张卫华说。

　　十年特殊时期,北京市公安局一度被彻底“砸烂”,公安工作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但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许多公安老领导和广大民警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依然顶着各种压力,尽最大努力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十年特殊时期结束,许多被迫害、被赶出公安队伍的老干部和老民警无怨无悔、痴心不改,他们主动归队、全身心投入公安工作。张卫华参加公安工作时,正是“砸烂公检法”之后,首都公安恢复重建,很多老同志重新回到局里的时期。

　　“我记得特别清楚,他们当时年龄都很大了,一心就想着争分夺秒多干点工作,尽快恢复首都公安的优良传统。这些老同志围绕服务人民做了很多工作,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局上下是一种朝气蓬勃、大干一场的气氛。”张卫华说,当时,研究科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新时代的公安机关应该怎样建设。

　　三次“严打整治”实现社会风气全面好转,保卫了首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进行

　　1991年,北京市公安局正式成立法制宣传处,张卫华担任副处长,之后任处长。

　　1983年至2001年期间,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北京市公安局先后开展了三次“严打整治”斗争,张卫华都曾是亲历者。在此过程中,他还曾任原崇文公安分局副局长、石景山公安分局政委等职务。

　　在张卫华的印象里,受十年特殊时期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治安状况一度混乱,抢劫银行、白宝山重大连续杀人案等严重危害首都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当时首都公安的主责就是打击犯罪。

　　“经过第一次为期三年多的‘严打’斗争,北京成功破获了一大批重特大刑事案件,收捕各类犯罪人员4万余人。打掉流氓、盗窃、抢劫等犯罪团伙2000多个,抓获团伙犯罪成员9000多人,有效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保卫了首都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张卫华说。

　　在第一次“严打”后,为巩固成果,北京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举办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展览,张卫华全程参与展览的筹办,是展览的总撰稿。

　　“那次展览持续了近5个月,参观群众达到90多万人。当时就可以感觉到,首都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群众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勇气和对公安机关的信心也明显增强。”回忆过往,张卫华欣喜地说。

　　在张卫华记忆里,1996年和2001年,北京市公安局又先后组织了两次“严打”。2001年到2003年两年时间里,北京市公安局以“打黑除恶”为龙头,先后组织开展了“打骑抢”“打击盗窃机动车”“网上追逃”等专项行动,北京警方破获各类刑事案件近10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6万人,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6551名,打掉各类犯罪团伙5148个,实现了中央提出的“两年内社会治安取得明显进步”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