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报了一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的典型案例。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通报曝光案例看——

　　谁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曝光五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典型案例，要求紧盯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地区、行业和领域，紧盯村“两委”、乡镇基层站所及其工作人员，做到有的放矢、精准惩治。

　　今年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中央部署，把扫黑除恶同反腐败斗争和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作为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的一个重点，坚决惩治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并通报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

　　“保护伞”都有哪些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此次公开曝光的典型案例，涉及省、市、县、村多级。从级别看，既有省综治办原主任这样的正厅级干部，也有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这样的基层党员干部；从领域看，既有政法机关党员干部，也有与黑恶势力获取经济利益关系密切的审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还有村“两委”、基层站所工作人员等。结合一个时期以来各地通报曝光的众多案例可以看出，这些人也是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典型人员。

　　——政法机关党员干部被腐蚀风险较高。涉黑涉恶势力大都存在通过暴力手段强迫他人等违法行为，为逃避惩处，他们往往费尽心思拉拢处在执法一线的政法机关党员干部。极少数党员干部没能抵得住诱惑，成为其“保护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的五起案例中，涉及政法机关党员干部就有三起。

　　在各地通报中也有类似案例，如河北省衡水市公安局桃城分局原副局长、刑侦大队大队长李保振等人收受涉黑团伙头目马立辉所送财物，滥用职权、违法办案，为致人死亡的犯罪嫌疑人办理取保候审，致使其逃避法律制裁。

　　——审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成为“围猎”重点。黑恶势力通常通过垄断某一行业的经营权非法获取利益，成为砂霸、水霸、肉霸等，此类行业的审批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成为他们的利益输送重点对象。

　　此次公开曝光的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电子商务中心原主任梁志刚等人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便是典型。与其类似，湖北省鄂州市屠宰办的部分市场稽查人员，为该市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肉霸”团伙充当“保护伞”，强迫做猪肉生意的散户加入“肉霸”团伙成立的猪肉经营部，贱卖猪副产品。

　　——一些村“两委”、基层站所工作人员成为涉黑涉恶势力的“同谋帮凶”。现实中，不少村霸、寨霸横行乡里，与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关系密切，甚至有部分基层站所和村居党组织负责人与黑恶势力狼狈为奸，为其提供支持庇护。

　　如山东省日照市奎山街道夹仓四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守松，依靠村里砂霸尹衍军的支持当上村干部后，与其结成了“酒肉朋友”。长期以来，面对尹衍军的行为，张守松既不制止，也不向有关部门反映，在尹衍军因涉嫌违法问题被查后，张守松还为其做假证。

　　值得注意的是，涉黑涉恶势力往往会采取多种手段，攀附多个“保护伞”。此次公开曝光的河南省洛宁县兴华镇董寺村原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狄治民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等处理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就有56人。

　　也有少数利欲熏心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力或影响力，为多个涉黑涉恶组织充当“保护伞”。如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洁云路分局原局长成健，多次收受社会人员赵强、苏进军、吴文生所送贿赂，并为上述人员经营的“亿元动漫城”“伯爵国际娱乐会所”“久泓动漫城”等多个涉黄赌毒场所提供保护。

　　此外，还有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干部等利用自身职权或影响，通过为涉黑涉恶势力“站台”或“疏通关系”等方式，为其充当“保护伞”，并从中谋取利益。本次通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永福县政协原正处级干部刘永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问题便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