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田春玲 实习生 杨钰莹 卢舒漫

　　一对身价三百亿的夫妇，为了还未降生的孩子，从早到晚趴在桌子上算育儿成本：从奶粉、纸尿布、磨牙棒到保姆费、学前班、补习班，再到车、房、婚礼。事无巨细，算了一天一夜。

　　这是电影《西虹市首富》里的收尾一幕，他们将巨额财产倾囊捐出之前，还是决定预留一部分作为孩子的养育费用。

　　夸张的背后，是为人父母者实实在在的焦虑，这在竞争激烈的一线城市尤甚。

　　城市各项育儿成本约束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有的生完一胎就急刹车，有的想生二胎却顾虑重重。

　　“全面二孩”政策之后，根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的结果，因为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而不愿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占到74.5%、61.1%、60.5%。

　　工作放一边

　　周花卷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位全职爸爸。

　　9月19日上午，周花卷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小饼干”，抱怨道：上班有星期六、星期天，病了还可以请假，每天带小孩，什么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小饼干正牙牙学语，嘴忙个不停，还一边吃薯条、鸡块，喝可乐……周花卷觉得，没有人比婴儿更难沟通的了，“如果我现在回去上班，肯定什么事都能做好”。

　　1984年出生的周花卷是天津人，家中独子，200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专业后，选择留在上海工作。妻子馒头是他的校友，两人因学校动漫社结缘。馒头是上海人，也是独生子女，比他高一个年级。

　　2009年1月，两人在上海结婚，三年后儿子出生。

　　2015年，周花卷主动跟妻子馒头说，他想辞职做全职爸爸。那时儿子已经三岁，他觉得必须有一个人在家里带小孩，这是为了让自己和小孩都成为更好的人。

　　那时他在一家咨询公司上班，妻子在一家中日合资外企做成本管理。对比自己和妻子的工作后，他觉得妻子单位离家近，上下班方便，而且不用加班，工资也比他高些。2015年6月，周花卷辞职。妻子馒头对他的要求是：“你在家带娃可以，但挣的钱必须能养活自己。”

　　他一边带孩子，一边兼职做科学新闻和评论，还会接一些软件开发项目，以及帮人翻译科技图书……加起来一年收入有二十几万元。

　　周花卷辞职没多久，夫妻俩就商量生二胎，但一直不断摇摆，害怕怀孕、生产，小孩生病、不听话……一切又再重来一次。

　　但生二胎是早就决定好的。他和妻子都是第一代独生子女，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孤零零一个人。2017年6月，女儿小饼干出生。

　　多年来，李旸一直独自一人在深圳打拼，但生完第一胎，她就放弃了刚晋升的职位。

　　2007年下半年，李旸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外贸公司的市场营销，需要经常去国外出差，“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一个多月”，她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2011年结婚后，她照旧满世界飞。丈夫松子是江西人，在江西赣州开公司，两人结婚后分居两地——李旸一直想在深圳定居，但松子公司的业务无法在深圳开展。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儿子出生，李旸休了半年产假，随后又回原公司上班。婆婆从赣州过来帮忙带小孩，松子也经常来深圳看她和小孩：有时候待几天，有时待一个月。

　　有一次，李旸去秘鲁出差，去了一个多月。她“想儿子快想疯了”，担心他生病，吃不好、睡不好……

　　儿子一岁多时，经常感冒发烧，婆婆和请的阿姨天天带他去打针，断断续续大半年不见好转。李旸看着很心痛，2014年上半年，她干脆辞职，专心在家里带孩子。那时她刚晋升为公司北美销售路线的总负责人，年薪二三十万元。

　　李旸说，她辞职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考虑生二胎。一开始她并不想生“二胎”，儿子出生后，丈夫松子三天两头催，说“家里有两个孩子，对大人小孩都好”，最后她才决心生二胎。

　　2016月6月，“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行了半年，女儿顺利出生了。

　　一年俩娃“估计要六七万”

　　五天工作日，周花卷一个人在家带女儿，接送儿子；星期六上午，夫妻俩带儿子去上乐高课，中午在外面吃个饭，之后去孩子外公外婆家。其间，趁女儿睡着后，他们能单独跑出去溜达一圈。

　　“这是一个礼拜，唯一一次可以两人单独出去的机会。”他说。到了星期天，他们又返回自己家，开车要大半个小时，坐地铁要一个多小时。

　　此前，儿子周浩宇在小区上公立幼儿园，每个月学费两百多元，生活费两百多元，一个月一共约五百元。

　　今年九月幼升小时，周花卷没有选择送儿子进私立小学，而是进了一所离家四五公里远的公立小学：没有学费，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

　　周浩宇所在的班级，只有二十多个学生，学校算不上重点小学，但周花卷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他不认为“一年花几万(元)，十几万(元)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有多必要”。

　　在他的引导下，儿子从小喜欢看书，识字量很大。上幼儿园中班时，就可以看全字书；上大班时，就看过诺贝尔实验的故事。“他还喜欢魔方，十分钟可以拼完一个魔方”。

　　他给儿子报一个乐高课，一个游泳班、一个网上英语课，还有学校一个国际象棋课，加起来一个月开支不到2000元。

　　2004年，社会学家徐安琪的调研报告《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 0—16 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 25 万元(即0-16岁子女2003年的人均支出相加之和)；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

　　十几年后的今天，物价飞涨，抚养成本翻了几番。

　　周花卷自认为要求不高，有多少钱过多少钱的生活，但家里的各种开支依旧不少。生活开支，加每个月一万多元的房贷，他们一家四口人每个月要开支两万多元。另外，他们每年还会带孩子出国旅游一次。

　　儿子报辅导班的开支，衣服、零食、玩具，再加上女儿的开支：一岁前吃一般的米粉、辅食，如今和他一样吃饺子、三明治、甚至外卖……据他初步估算，一年下来，一个孩子的花费约为四五万元，两个孩子估计要六七万元。

　　“很多家长要求高品质的生活，孩子教育也一定要最好的，开支肯定不只这么多。”周花卷说，除他们夫妻之外，周边的朋友、同学，没有一个生“二胎”。

　　生活成本和带娃压力陡增，二胎妈妈李旸常觉孤立无援。

　　有孩子之后，李旸在深圳福田区租了一套三室两厅房子，每个月房租6500元。

　　李旸一直想留在深圳，觉得这里有她的梦想。她来深圳12年，离成为深圳人最近的一次，是在2014年，她本打算在深圳买房，不料股票亏了一百多万。眼睁睁看着深圳房价节节高升，她住的小区从两万多涨到六万多一平米。

　　儿子就在小区上幼儿园，每年学费两万多元。每个月房租，加生活费、幼儿园学费，以及培训费，一个月的开支要两三万元。

　　女儿一岁左右，李旸不甘心，决定回归职场。家里雇阿姨带女儿，每月付3500元的工资，婆婆则负责接送儿子读书。

　　生二胎的付出，不仅仅是时间和物质上的，精力成本更是难以计算。

　　初秋的一个周末，李旸带着女儿，一边挤进地铁，一边感叹道：一个儿子的时候，生活还算轻松；女儿出生后，几乎没有任何休息时间。每个周末，不是带两个孩子去公园玩，就是带儿子去上兴趣班。

　　她称自己七八成精力用在工作上，二三成精力用在照顾家里。但女儿出生后，李旸慢慢觉得身心疲惫，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找不到归属感，也担心孩子缺少父亲陪伴。

　　她最近考虑辞职回赣州，“不知道回去(赣州)做什么，到时候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