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全国570余万名不同年龄、出身的求学者走进高考考场。这一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此后40多年，高考影响和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40年来，高考在与时代的共振中不断变革，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万千气象，亿万青年和无数个家庭的生活轨迹因为高考而改变了走向。

　　60后

　　感谢妈妈 指我前程

　　■ 阿 超 北京 金融界人士

　　我1983年参加高考，至今已经过去35年了。由于当年高考录取率很低，所以能考上大学，在老师、同学、街坊四邻眼中，那可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就像是在头上戴了一个光环。

　　我从小喜欢动手鼓捣东西，还参加了学校和少年宫的航模兴趣小组，所以一门心思想要报考无线电专业。

　　可妈妈的想法却和我不同。她觉得大学如果学理科，毕业后就有可能被分配到外地，而她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儿子守在身边。在妈妈的坚持下，我从理科班转到文科班；也是在妈妈的坚持下，我高考志愿填了当年在北京地区招生、在北京地区分配的北京财贸学院（后与北京经济学院合并为首都经贸大学），攻读金融专业。

　　当年的家长似乎不像今天的家长这般重视孩子的高考，又是请假陪考、又是订高考钟点房什么的。考试期间，我们同学都是自己来回。高考过后，妈妈才告诉我，其实她那几天一直请假暗中跟着我，直到看着我走进考场才放心。原来妈妈知道我实在是不喜欢文科，怕我中途弃考。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我把它交到妈妈手里，说：“给您考上啦！”语气中透着不喜欢和无奈。

　　谁知就是这个自己当初很不喜欢的金融专业，让我毕业后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领域，真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的步伐；见证了中国金融行业从小到大不断成熟的过程；参与了国有企业走出国门，向国际化发展的工作。1987年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深圳、厦门等地的国有企业从事旅游、外贸等工作，因工作需要也曾被派驻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后来我在一家大型国企金融公司任职20余年，其间因工作需要，又考取了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学位（EMPA）。

　　40年前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先搞活的是沿海地区，最活跃的是经济领域。可以说，我作为一名上世纪80年代金融专业的大学毕业生是幸运的，因为我所学专业使我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现在想来，关于高考选专业这件事，我还得感谢妈妈。

　　80后

　　走出大山 回到大山

　　■ 陈泽恩 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孟塬乡 村致富带头人

　　我们家祖祖辈辈在大山里务农，如果没什么特殊原因，很少有人能够走出去。

　　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全靠父亲一个人供我读书。父亲文化程度虽不高，但希望我能够考出大山，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不错。

　　上高中时，父亲在矿上打工右臂骨折，两三年干不了重活，家里经济来源受到限制，我因此萌生了休学出去打工的想法。高二那年，我瞒着父亲，带着班上两个同学到工地打工，一天下来能挣30元。饿急了的3人，在工地厨房的储物间就着酱油吃了一顿西红柿黄瓜拌馒头，当时简直香死了人。后来的打工岁月里，大伙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饭。

　　因为年纪小，在工地上处处受人欺负，我和同学忿忿地回到学校，也想明白了：必须考出去！因为落下了不少课，我求老师、求校长，终于让我留了一级。重新上学后，我在笔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了一句话：考不上大学誓不为人。

　　考上大学后，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天地。当时我既要保证学业，又要寻找力所能及补贴学费的方法。2012年，我创立了“光色墙绘工作室”，给幼儿园、KTV等处的墙体包工绘画，赚了4万多元；2013年，我又与人合作在重庆成立一家景观工程公司。那些年，清早衣服整洁干净出门，晚上回到学校宿舍灰头土脸。大四还干起了和雕塑有关的工作，挣了40万元，去掉学费、生活费等花销，净挣20万元，一毕业就买了车，对此父亲很是诧异。

　　也是在大学时的一个偶然机会，我发现了养蜂的巨大商业潜力。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回乡创业。你可以想象，全村第一个好不容易走出大山的大学生，现在却要回到大山里，乡亲们会怎么看？但是我坚信自己的眼光。

　　经过几年的发展，我的养蜂规模已经扩大到近300箱，年产蜜超两吨，通过网络销售到全国各地，年收入将近50多万元。前年，我将家里的老窑洞装饰一新，乡亲们眼见为实，终于相信了我的选择。现在我已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整个孟塬乡有500多户养殖户，共有5000多箱蜂箱，每户平均能有上万元的增收。

　　如今回想一下，大学给了我什么？给了我眼界、做事情的气魄，给了我开阔的心胸，还有接受新生事物的灵活，让一个山里的孩子，不管在哪里都能够看到未来的希望。

　　本报记者 朱 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