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郑振铎，“把保护搞好，把政策搞好”

　　花白的头发，清癯的面庞，身着藏蓝色中式对襟袄，在冬日阳光的映衬下，96岁高龄的谢辰生先生散发着一种柔和而安详的气息。

　　近两年，谢老的视力开始衰退，但耳力依然很好，思维也十分清晰。谢老的女儿告诉记者，去年上半年谢老还曾到外地参加会议，6月做了肝囊肿微创手术，经过半年休养，状态逐渐恢复。就在不久前，他还冒着严寒，出席了一个有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会议，这着实令人钦佩。

　　事实上，谢老在71岁那年就被确诊膀胱癌，后转移成肺癌，但是20多年来，他没有向疾病屈服，还学会了与肿瘤“和平共处”。手术、化疗，出了院继续奔走、写信、开会、考察……这种状态差不多持续到95岁。

　　记者问谢老：“是什么动力让您对文物事业始终全身心地投入？”

　　谢老不假思索地答道：“因为我这一辈子在搞保护文物啊！这是我应该尽的责任。”语气和缓，却清晰有力。

　　“平生只做一件事”的谢辰生先生，从何时开始与文物结缘？这要从1946年说起。那一年，24岁的谢辰生跟随大哥、史学家谢国桢来到上海，为北方大学购书，文物专家徐森玉设宴款待。席间，郑振铎先生谈及自己手头工作繁多，急需人手协助，徐森玉当即就把谢辰生推荐给郑振铎，商定第二天就投入工作，协助郑振铎进行战时文物的清理工作，并参与徐森玉主持的《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编制。自小就喜欢文史和文物的谢辰生抓住了这难得的机遇，由此，正式走上了文物研究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郑振铎被任命为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赴京上任，他把自己的秘书谢辰生叫来北京，说：“你搞文保工作吧，这事比研究更重要。”当时，谢辰生一心想走研究之路，郑振铎说：“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护就没有研究。”

　　郑振铎还告诉他：“一定要把保护搞好，把政策搞好。”这些话仿佛是照亮前路的明灯，谢辰生牢牢记在了心中，“是郑振铎先生给我这辈子定在了文物事业上。到现在为止，我也是在执行他交给我的任务。”

　　郑振铎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物保护法令。　“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斩断魔爪，不能再让文物大量外流。”郑振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