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虽不断有学者将张大千的书法称为“大千体”，而使人自动与“颜体”“柳体”“赵体”进行关联；但仔细研究发现，学界对“大千体”的分析，普遍仍更多地体现在对其书法“自成一体”的层面阐释，而忽略了关涉“书体”更为重要的社会学认知。由于张大千学书于碑学名家曾熙（1861—1930）、李瑞清（1867—1920），成名于海派，而碑学兴起与明代经学的异变紧密相关，海派崛起则与近代书画商业化密不可分，因此，研究“大千体”绝不能仅仅停留在“自成一体”的风格上，而应将其置于经学和海派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

　　据包立民先生考证，1917年，张大千正式拜师曾熙和李瑞清二位先生学习书法，曾、李二人被认为是碑学浪潮中最后两位扛鼎人物。从思想史角度而言，碑学兴起与传统经学异变及式微紧密相关。由于碑学与帖学相对，而帖学又与“五体书”（篆隶真行草）相关。因此，欲谈碑学，又得先谈五体书与帖学。

张大千致寒弟手札

　　反溯书法史，上古书体种类繁多，但最终只留下了五体书而影响至今。因此，五体书可以视为书体的“元经典”。在五体书中，“真行草”三种书体，本质上是由“隶变”产生，并伴随着魏晋玄学及魏晋风度流行开来，诞生了“钟张羲献”四大家。由于“二王”作为魏晋名士，又博涉多种书体，由此开创“二王”书风。就书法史而言，“二王”书风的形成可以视为帖学诞生的标志。后世帖学无论是讲嫡传还是讲创变，都笼罩在“二王”书风的一脉单传之下，认为是“王羲之嫡传的，则以‘传’的观念将这些书家与王羲之连接成一条线索；……认为是创变的，而这种创变也是在王羲之书法基础上的创变，以‘变’的观念将这些书家与王羲之连接成一条线索”。这就犹如经学一样，后世经学，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无论是注疏还是训诂，都要以“六经”为标准。

　　由于经学基本上都是遵循“六经注我”的传统，充满了对“经典”（六经）的敬畏，通过注疏、训诂与考据等方法，其目的也在于最大限度上维护“经典”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学经”与“学书”在传统文士身上具有异质同构性，落实到书法中，“就造成了王羲之万古不可动摇的‘书圣’地位”，而最终形成了以“二王”书风为圭臬的一线单传。

　　事实上，从经学史可知，明朝中后期王阳明心学的诞生属于传统经学的离经叛道。因为，阳明心学提出“心即理”的本体论，经典（六经）在阳明心学中只是“致良知（心体）”形而下的材料与工具，而不是把经典作为形而上的“理与道（本体）”的存在，去维护其合乎性与正当性。这种做法全面颠覆了传统经典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走向了传统经学的对立面。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在嘉靖以后逐渐盛行于整个社会，成为明代学术的主流。在这两股力量的簇拥之下，此时明朝的文士们不得不站在传统经典的对立面开始寻找新传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阳明心学也逐渐由“学统”变成了“道统”。

　　由于“学经”与“学书”在观念上的异质同构性，经学观念的变革必然影响学书观念的变革。这即意味着，受明朝心学的影响，明朝文士们也必然会推倒帖学这一传统，去寻找书学的新范式。于是，此时将普通汉隶和北朝普通刻石作品置于书法发展脉络和书学正统之中在观念上也成为可能，为碑派理论的崛起做好了观念上的准备。随着清朝乾嘉学派的兴起，由于考经证史、辨伪辑轶的需要，学者们竭力搜寻金石、碑碣，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金石学进入鼎盛时期。……随之大量的金石著作的问世，无不引起书法家的高度重视。

　　乾嘉学派对金石学的推动，为碑学兴起提供丰富多彩的研习对象。再回到明代心学，阳明经学观的诠释图式最终导致的是主观化的意义世界及其价值生成。阳明心学的主观化价值构建和金石学的双重影响，决定了碑学书家一定会以自我喜好为出发点，来选择不同碑版作为研习对象，进而建构自我书风（价值和意义）。碑学的这一研习路径与注重传承或创变的帖学完全不同，它一定会形成多经典、多中心的多元并存的局面，最终伴随着社会现实演化成为门户与地域观念的区隔。因此，在书法史中，帖学主要是传承与创变之争，碑学则是门户与地域之辩。帖学背后潜藏着的是文士阶层关于文脉理想的传续观；碑学由于背后潜藏着门户与流派意识，则必然会陷入现实与世俗的窠臼之中。因此，碑学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文脉的追溯，而在于门户、流派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纠葛。

　　张大千是曾熙、李瑞清高足，而曾、李二人为清末民初海派中碑学大家，故此张大千属于海派中的“曾李门户”。因此，研究“大千体”的关键不在于书体本身，而在于他进入曾李门户，并以此立足、扬名海派的时代意义。（本文摘录自《西泠艺丛》总第64期“民国巴蜀书学研究”专题，《经学异变与海派崛起——书法“大千体”反思及其价值重估》，文/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