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冲击波”威力依旧

　　1996年，谈歌的《大厂》在《人民文学》当年第一期刊发，这部反映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革中的处境的中篇小说，以其鲜活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引发了巨大的轰动。很多读者反映，读《大厂》就如同当年读《乔厂长上任记》一样，因为作品太贴近企业里的生活了。

　　而在这一年，《大厂》只是谈歌带给文坛震撼的开场。《天下荒年》、《岳姑娘的故事》……一年间谈歌发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23部，还有一部25集电视连续剧，总计近200万字；全国几家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头条被他占去了大半。有人说，1996年是文坛的“谈歌年”。这些作品也成为“现实主义冲击波”中最强劲的一股力量。记者曾在谈歌的《激情岁月》一书中看到一段非常准确的评价：谈歌是一位社会疗救型的作家，他尤其擅长诊断国有大型企业萎靡困顿的病症，甚至不逊色于社会学家式的政治家。谈歌在他的写实叙述中从不遮掩自己的激情，而且他始终把情感的天平倾斜到工人的一边。他曾是工人中的一员，至今他似乎仍把心遗留在工人中间。小说表现工人的生活和情感，没有丝毫矫饰和虚伪的恶俗。更重要的是，在小资泛滥的浮华年代，听谈歌为被遗忘的工人而大声咆哮，不失为迷醉中的清醒。

　　“回过头来看，当年先锋主义很是盛行了一段时间，我也追风赶浪写过几篇。但是，面对那么多的社会现实问题，作家若一味躲在屋子里搞先锋试验，必定会被读者摒弃。之前，我做过几年行业报纸的记者，到处采访，对国有企业有许多感触。应该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写了一些关于国有企业人和事的小说。”在谈歌看来，当年的作家们还是有激情的，也是关心大众生活的。而时下，真正代表大众情感的文学作品越来越少。“讲句笑话，有多少读者知道什么是先锋文学吗？我想，大多数只知道先锋霉素，消炎用的。不提倡深入生活、不提倡写大众民生、只写自己那点感受，这是不对的。”

　　面对时下写工业、工人、工厂的作家越来越少，作品凤毛麟角的现状，谈歌认为，问题就一条：作家不上心。新的一轮产业升级正如火如荼，在谈歌看来着力于人、着力于一线工人和干部是会出很多好作品的。“看过一些写国企改革的作品，多是情节淹没了人物。还有一些作品，或是因为作者的生活阅历不够，附着在人物身上的情节不丰富，人物苍白，成了符号。”

　　写历史也是写现实

　　曾有人批评谈歌只会写即时性的社会题材。其实，这是一个误读，他的百余篇“绝字头”笔记小说便是明证。《绝士》写的是荆轲刺秦王；《绝唱》写关汉卿；《绝品》写的是民国时期保定的事……上下几千年，王侯将相平民百姓在作品中都有表现。谈歌的笔端在历史与文化间漂移，这些小说将传奇性与写实性相结合，充满镜头感，艺术张力十足。

　　不同于他写工业题材，这些作品的语言在白文之间转换，古雅有韵律，情节生动，口语、文言、戏词不断变换，形成了独特的节奏。有意思的是，谈歌的这部分作品大多聚焦保定地区的奇人逸事，力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入，还原真实历史，记录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字里行间是燕赵精神、燕赵文化、燕赵风骨、燕赵大地带给人的精神锤炼——直率、内敛，又极具爆发力。在文中我们读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辈辈人的血性、顽强、奉献、无畏。

　　他的长篇小说《家园笔记》写了这样一个故事：100年前，聚居在野民岭的古、李、韩三姓家族为争夺国宝——狗头金，明争暗斗，互不相让。然而，当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国土的时候，他们却走到一起，用大义与血性、智慧与气节共同抗争。小说绝不是单纯写历史，谈歌完全不掩饰借历史关照现实的心思，在小说中他多处用插话或补遗的方式跳出历史书写，写当下的人和事，比如写自己在野民岭坐车遇匪打劫，一车人无动于衷地看“我”与歹徒搏斗的经历，他直白地感叹，当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野民岭人不见了，如今只剩自私和胆小。

　　“我写了不少历史小说，其实主要还是着眼于现实。历史只是我思考现实的一个路径，要说的还是当下的人和事。如今，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还不如古人做得好。丢了思想文化传统是很可怕的。我多年的写作体会是：在社会诸要件之中，道德是核心。道德一旦崩盘，什么都不要再讲。”谈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