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打住了，眼睛里是空落的，手指间停顿着的烟灰眼看着就要掉下。可是，她忽然意识到，猛吸一口，把火星重新救活起来，似乎还想多救回几丝回忆。烟雾飘出，那张朦朦胧胧的母亲的脸，和眼神里的空，从此定格。

　　没有几年，她就走了。

　　研究生二年级，随导师到了长春。首届老舍国际研讨会聚集了几乎所有老舍研究的学界专家。没有想到在拍集体照的时候，看到了于是之。

　　走近细看，他几乎就是不穿马褂的“王掌柜”。料子普通的白衬衫，还算合身，眼睛细细小小，也是依稀可辨的“余永泽”之特征。只是，头发白了几多。

　　对着“余永泽”笑笑，可“余永泽”脸上没有表情，眼神里空漫一片。是戏腕架子大？北京来的教授提醒我：悠着点，别去打扰他。老爷子不久前演《茶馆》到第二幕，忽然忘词儿了，这一忘，就再也找不回来，竟愣在了舞台上，最后剧院不得不紧急关上大幕。后来，他就出现了交流障碍，就是那“阿”什么、“海”什么的病。

　　偏偏，会议一开六天，天天看得到于是之。他总是离人群远远的，更多时间是跟年长他不少岁的吴祖光先生紧挨着坐。吃饭，喝茶，爬山，都听不到他说话。瞧得见他游离于人群的眼神，总像在寻思着什么。年轻的我禁不住好奇心，可又不得不按捺住上前搭话的冲动，便改为“间谍”一般地远远探视。其实，老头很有意思——

　　大会发言时，他从来不打盹，每一个学者表述对老舍理解的时候，他眼睛睁得大大，可我读解出的，依然是他似乎在拼着全力地寻找记忆。他那些跟老舍在一起的压箱底的记忆，究竟到哪儿去了呢？老爷子在使劲想。有人说到“文革”中老舍遇难处，他闭上眼睛，那一刻，《茶馆》里面临人生悲难、不平时，习惯于狠命闭上眼睛的老年“王掌柜”，又回来了。

　　晚上观摩吉林的文化遗产——吉剧。那一年长春遭遇百年不遇的炎夏，剧场里只有电扇。吉剧的锣鼓和高音有多高分贝，见识一次你就再难忘掉。于是之等前辈坐在前面几排，便热得纷纷打起了手中的纸扇。锣鼓的鼓点疾徐不一，变化莫测，不知不觉地就把名家们全“绕”进去了——鼓点密，纸扇摇得快；鼓点慢，纸扇也就慢慢地停。于是之的纸扇好大，格外显眼，然而，他挥扇的节奏跟上了满场的“锵锵锵锵锵”，便颇有领军风范，像指挥般，把舒乙、吴祖光、吴小美等名家的挥扇节拍带到整齐划一之中，我看着喷饭，他们却都沉浸在戏里，浑然不觉。

　　休会期间去长白山，有700公里路，吉林社科院没有空调的大巴得开12个小时，只有一辆特派小车可以伺候贵宾。不用多说，众人属意于是之和吴祖光。于是之让了半天不肯，最后一半是劝，一半是推，把他塞进了小车。但他和吴祖光坚持要跟大车的节奏走。那一天，大车被暴热下的原始森林沙路磨爆了几次轮胎，一直折腾了18个小时。每一次车抛锚长休，就能看到于是之，众学者嚼饼干，他也干吃；女士们用山泉水醒面，他也照学。我逮着空终于凑到他面前自我介绍两句，他热情地握住手，点点头，笑容有点木讷，结巴地说了句：“对不起，我，说话不，不太……”

　　他在长白山的大瀑布下，沉默地看着。穿着白衬衫，再没有了潇洒的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和铿锵的台词。大瀑布激起的烟幕，一阵一阵，老人的身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5年后，于是之再度出山为北京人艺的新戏《冰糖葫芦》客串尾声中登台的“群众演员”。为同事救急采访的我，临时充当了一回戏剧记者。长途电话拨通北京那头时，老爷子通过爱人转述，马上认出了我。他不能接电话了，因为已经基本失语。但是那一次采访有半个多小时，他竟然坐在电话旁，靠手势和脑海中闪现的一星半点的词语，和老伴的转译，帮助我完成了千字采访。我看不到他的面容，唯一能听到的，是有时候他凑近听筒的呼吸声……

　　十几年过去。有一天，他离开了。我想翻看在长春与他有过的一张合影，竟然找不见。看着晴朗的窗外，怅然失神之中，那个穿着白衬衫，不说话的，眼神空空的于是之，显影在了空中，刹那便不见。

　　不说了。扯远了。远远近近好些人，怎么突然想到这不算熟悉的二位？

　　有些面孔，曾经不免朦胧。经年之后再看，它们却清晰起来，可爱起来，质朴起来，隽永起来，又实实在在地温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