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热点词汇多年后，“新型城镇化”正在从政策层面逐步实现落地。

　　10月18日，由国家发改委和清华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的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在北京成立，这家旨在加速政策落地的国家级智库机构成立伊始，就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和目标。

　　“发改委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推进实施的牵头单位，与九部委联合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合作机制。而清华大学一直有一个梦想，希望‘以学兴产、以产促研、产研助学、产研辅政’，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高层智库咨询。两者结合，有助于新型城镇化国家战略更好地实现落地。”10月12日，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在接受中国建设报记者独家专访时，介绍了研究院的成立背景。

　　工程系统需全面升级换代

　　在尹稚看来，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已经有三四年时间，但是从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上来讲，开始推出的更多是软政策，希望通过政策的设定，比较顺利地把农民转化为市民，在制度上减少障碍。然而，实施到今天，新型城镇化究竟与三四十年前走过的城镇化道路有何不同？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不能仅仅从政策层面考虑，也不仅仅是制度设计问题，还会牵扯到大量落地层面的东西。”尹稚认为，清华大学经过多年积累，学术上的合作和联合，已经具备打通政策层面到落地层面的条件。

　　“双方可谓一拍即合，早在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手续办完了。”尹稚坦承，研究院其实是一个国家级智库，尽管发改委内部有一些直属的研究机构，但是由于走的路径和成长背景不一样，这些直属机构侧重软政策研究比较多，落地能力相对较弱。清华大学与发改委共同组建研究院后，基本上就把这条短腿补齐了，既具备了综合性的政策研究能力，也具备了指导城乡建设落地项目试点工程能力，整体架构更加完整。

　　近年来，中国城市的脆弱性在各种公共事件中已经暴露得越来越多，实现城市工程性支撑系统的全面更新换代已迫在眉睫。无论是供水、供电、交通、环境设计等等，这些硬件工程性支撑能力都需要不断注入新概念。

　　“这两年国际上比较时髦的是‘韧性城市’概念，就是在天灾人祸面前城市的抗打击能力怎样，能不能扛得住，突破极限之后有没有后手，都是韧性城市要考虑的。而这一切跟城市支撑系统建设密切相关。”对此，尹稚强调，我们不能总是老生常谈基础设施欠账，只把精力放在经济竞赛上，一个健康城市对人的最大吸引力还是它的公共服务能力。

　　一线城市为何疏而不解

　　记者采访当天，正是北京市再次遭遇严重雾霾困扰的日子。望着室外的严重雾霾，尹稚开玩笑地表示：“我们现在吸得霾都是从河北回来的。”

　　尽管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背后的深层含义却提示城市管理者，疏解城市功能、疏散城市人口不能仅仅着眼于一城一地。

　　“目前，跨部门之间的壁垒并没有完全打破，一些部门还不知道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彼此相关性是什么。”尹稚分析认为，一些一线城市要疏解产业，从污染防止角度来讲，疏散到多远、疏散到什么位置才合适？必须要有科学决策，绝不能拍脑袋决定。如何从单一部门决策、单一视角决策转向综合决策、跨部门协调决策，是政府应该关注的智慧城市内容。

　　“研究院成立后的首要工作是建立国家新型城镇化大数据库，为各级政府起到决策支撑、校验机制、监测预警作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尹稚特别指出，过去中国城市可能是博士水平做规划、硕士水平做设计、本科水平做建造、小学水平做管理，但是，“初始愿望好不好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个愿望能不能从初始顶层设计一直到最底层的落地和运营维护能够一以贯之。把这点落实到底，其实是中国城市面对的一个很大挑战。”

　　“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依靠一个日益智慧化、日益专家决策化的智能平台。但是总体讲，我们目前还处在铺设备阶段，布线、布网、扩带宽、降网费，离有效利用还有非常长的距离。”尹稚称。

　　住宅去金融化将潜力无限

　　“十一”黄金周期间，多地房地产市场密集出台楼市调控政策，有人悲观地预判，新型城镇化发展将因此受到影响。

　　对此，尹稚强调，当房地产特别是住宅被迫变成一个交换特征大于实用特征的商品时，房地产业必将走上歧路、遭遇危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在于中国民间游资的保值增值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这些年，住宅开发领域的金融与操纵成分越来越多，只要让住宅回归真实居住需求的本原，住宅开发就远远没有到头。它的刚性需求不仅仅是一亿人要进城，还包括很多仍在城市里租房子的人。人的城镇化只要鼓励居住权、鼓励入户，住宅就仍然是刚性需求很庞大的市场。”尹稚表示。

　　因此，在制订未来的新型城镇化政策过程中，如何防范这种过分的房地产金融化就成为绕不开的问题。

　　尹稚在阐述他的观点时认为，想控制一件事无非从开源和截留两方面考虑，对住宅既不能大包大揽把它变成一个纯公共物品，也不能把它完全放开变成纯商品。“在全球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人的住宅产权持有比例是最高的，问题同样出在政策设计上。未来，应该让政府获得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土地收益。”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们一方面要通过硬科学的研究，加大决策中的科学成分；一方面要通过软科学的研究，加大决策中的民主成分。只要在宏观决策层面科学与民主大旗不倒，未来的道路就会更加顺畅。”尹稚最后说。

　　(本报记者 张东林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