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确立了古典时代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体制。在此之前两年，罗马人推翻王政，建立共和国。雅典民主与罗马共和政治，成为古典民主传统的核心。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维利等广泛利用古典世界的历史阐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哈林顿的《大洋国》中，不乏古典民主与共和政治因素；特伦查德和戈登的著述，也借用了罗马共和国英雄的大名。然而在古代的外表下，这些思想家表达的却是近代的理念。

　　直接参与式的古典民主与共和政体

　　古代民主与共和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公民既是城邦的主人，更是城邦本身。希腊语的“公民”（polites）本就源自城邦（polis）。罗马人对共和国的定义是“人民的财产”或“人民的事务”。易言之，无论在希腊还是罗马，公民的存在，都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其最高治权都寄托于公民集体，并发展出一套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直接民主制度。参与的主要渠道是规模和性质不等的公民大会。在雅典，公民大会包揽雅典国家几乎所有具体事务。在罗马，虽然公民大会类型多样且权力不够明显，但罗马国家的所有官职，都由它们选举产生，有关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也由全体公民出席的公民大会决定。

　　为适应直接参与的要求，城邦努力让尽可能多的公民能够担任官职，并创造出任期有限和集体任职制度。古代没有职业官僚，所有公职都由公民义务充任。官职一般任期为一年，且不能连选连任。个别可以连任的，必须有一定间隔。为防止某些公民势力过大影响他人机会，确保公民平等，在雅典那样的民主国家，除将军等重要职务外，绝大多数官职都是抽签而非投票选举产生。确保公民参与的另一办法是集体任职。雅典的执政官是9人，议事会议员500人，连指挥军队的将军都有10名。至于陪审法庭，全体陪审员更达6000之众，每个法庭的人数，至少在百人以上。罗马共和国不那么民主，但原则与雅典不无一致，它的执政官有两人，副执政官6人，市政官4人，保民官10人，元老院为300人。

　　在古代这种全民参与国家管理的体制下，雅典和罗马共和国都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雅典曾成功击败波斯入侵，建立提洛同盟，长期执掌希腊霸权。虽然公元前5世纪末它因各种原因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遭遇失败，但它迅速再度崛起，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保持了内部政治的稳定和国际影响。罗马则在共和时代完成了对意大利的征服，接着击败迦太基和希腊化世界的强国，到公元前2世纪末取得地中海世界的霸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历史事实都证明，它是一种成功的统治制度。

　　马基雅维利的古代情结与政治诉求

　　雅典和罗马的成功，让近代主张共和与民主的人获得了重要的思想和历史资源。文艺复兴时代，随着古典文献的大量出版和古典文化的复兴，欧洲人逐渐认识了古典世界的政治。处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他们希望从古典世界追寻国家强大的秘密。用马基雅维利的话说，“公民对公共事务……如果有了歧见，他们总是求助于古人的裁决。”在这种背景下萌生的近代早期政治思想，也深受古典传统影响。马基雅维利从罗马平民和贵族的冲突中看到了自由的维持以及人民的重要，圭昔亚狄尼发现混合政体中的民主因素造成了罗马的灭亡；博丹则论证民主政治造成了国家分裂，强调主权不可分割，为后来的君主专制张目。

　　但文艺复兴时代的环境和基督教信仰，让古代的制度和思想必然接受改造和检验，进而打上近代的烙印。虽然马基雅维利的共和理论大多源自对李维等古典文献的解读，套用了古代话语，其设想的国家结构诸如人民直接参与政治等，也与古代如出一辙，但他的许多重要的政治理念，却源自当时意大利的背景。作为佛罗伦萨的政治家，目睹国家政治的变动与美第奇家族的独裁，他选择罗马共和国而非古代民主的雅典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模板。他对罗马共和国的解读，也与李维等古代作家迥然不同。在李维等作家的笔下，罗马国家的和谐与美德是共和国能够长期保持政治稳定并征服地中海的基本原因，共和国的灭亡则源自民众的贪婪及其所引起的派别斗争。马基雅维利承认和谐与自由是罗马走向强大与稳定的前提，但他认为自由的维持正在于民众的斗争与保民官的设置。罗马共和国的崩溃，则源自共和国后期民众让少数人掌握了国家权力。所以，虽然像古人一样，马基雅维利把美德作为共和国强盛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美德寄托于人民，而非大人物。在古人看来造成共和国动荡和衰败的人民，到马基雅维利这里，恰恰变成了共和国的支柱。

　　古典民主共和传统与17—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曾让英格兰建立共和国。为共和政治辩护的人，如弥尔顿、内维尔、哈林顿和锡德尼等，大多熟谙古典文献，使用古代的概念，所讨论的问题诸如自由与国家强大的关系等，也多来自古代。然而他们关注的却并非古代，所构想的国家体制也带有鲜明的近代色彩。

　　哈林顿的《大洋国》带有鲜明的古代特征。他的书中搬用了从古代雅典、斯巴达、罗马到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等所有共和国的先例，国家的建立，犹如柏拉图等人的理想国，由一个拥有全权的立法家一次性创建；其国家的农业基础，也来自于古代；所采用的混合政体，也是古代的遗产。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雅典、斯巴达和罗马共和国的因素，也都发挥过或大或小的作用。然而，公民大会的构成，显示了典型的近代特色。古代的公民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出席者是全体成年男性公民。而哈林顿意识到，此类公民大会在近代不可能实现，只能由全体公民选举代表组成，类似英国的下议院。代表制而非全体公民参与的基本设计，把哈林顿与古代共和理论家区别开来。

　　特伦查德和戈登是18世纪英国相当重要的共和派思想家。在18世纪前期讨论南海泡沫案时，他们以加图的名义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借用古代历史抨击当时的英国政府和政治。这些文章后结为四集出版，是为著名的《加图书信》。然而，他们名义上说的是古代，实际上关注的是近代。比如在讨论罗马共和国时，他们的解读是纯粹近代式的。罗马人确实知道权力是魔鬼，但那是传说中国王的权力，并非执政官的。保民官的本意是代表平民对抗贵族，最初甚至都不算罗马国家的官职。如果说存在制约，那是等级式的制约而非国家不同权力机关之间的制约。至于保民官之间的相互否决，目的也不是限制保民官过大的权力，而是他们受到贵族挑拨的结果。然而到特伦查德和戈登这里，罗马共和国好像突然成为不同权力机构相互制约的近代国家，成为他们要求以权力来制约权力的历史根据。罗马人原初的等级对抗意图，被他们悄悄地调换成了近代的分权理论。而古代民主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完全被他们忽视。能够代表人民的，只剩下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即英国国会的下议院。及至18世纪末，当英国人觉得他们已经拥有足够多的近代资源和理论来表达他们的主张时，古代民主传统也就逐渐被抛弃，不复成为其主要的理论资源了。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