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贺子珍与女儿、外孙女在一起

　　“当小孙子问我毛泽东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千百万红卫兵高呼‘万岁’的毛泽东，而是那个穿着打了补丁的印度绸衬衣，蹬着圆口布鞋，慈祥和蔼，有说有笑的毛泽东。”这是水静在一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中写下的文字。

　　水静，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因其特殊的身份，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及夫人们有过密切的交往，有机会深入了解领袖们的感情世界，并与他们建立深厚的友谊。

　　如今水静虽年逾八旬，却面色红润，嗓音清脆，精神状态很好。因为采写纪念毛泽东的文章，笔者有幸结识水静老人。在她的寓所，听她深情讲述自己和毛泽东交往中的一些珍闻与趣事。

　　“江西、湖南是亲戚”

　　由于工作和其他原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静与毛泽东接触得比较多。她每一次见到毛泽东都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此，每次与毛泽东谈话时，除了荣幸与自豪感之外，总是摆脱不了演员怯场般的心情，有点害怕。因为毛泽东知识十分渊博，她生怕回答不了他所提出的问题。而毛泽东也似乎了解到这点，从来不问她国家大事和世界风云，也从来不问古往今来的历史纠葛，总是聊聊家常，说说典故或开开玩笑。

　　第一次与毛泽东面对面交谈时的情景，水静记忆犹新。那是1959年3月下旬，她随杨尚奎到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此之前，她虽然已经见过毛泽东，但从没有交谈过，一直梦想着能跟毛泽东说说话。

　　机会终于来了，在会议期间的一次晚宴上，她坐在毛泽东的邻座，心里就在想：“主席就在旁边，能跟他说说话，那该多好！”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看出了水静的心思，便拉她到毛泽东跟前，将她介绍给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很客气地和她握握手，示意她坐在自己身边，然后拉起了家常。毛泽东问她哪里人，还没等水静回答，毛泽东就说：“你知道吧，江西、湖南是亲戚，所以湖南人叫江西为老表……你们江西人行呀！”毛泽东又笑道，“晋朝的时候，江西出了个许真君（晋代著名道士许逊），湖南出了条孽龙。起初许真君斗不过孽龙，后来孽龙还是被许真君降服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吗？”“听说过！”水静说，“南昌西山万寿宫前有口井，当地群众说，孽龙就被锁在那里面。”“是吧，还是江西人厉害呀！”毛泽东笑着说。和毛泽东一起说话，就像在和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辈聊天。

　　讨论“水静”二字是否符合辩证法

　　毛泽东性情幽默，谈吐诙谐，每每让人忍俊不止。对此，水静感触尤深。因为姓水者少，所以毛泽东对她的名字十分感兴趣，几次见面都谈及。

　　第一次交谈时，毛泽东问水静姓什么，她说：“姓水，江水、河水的水。”毛泽东当时有些诧异：“噢，还有这个姓呀？”后来，在上海锦江饭店的一次舞会上，毛泽东和几个文工团员闲谈时，指着水静问他们是否知道她的姓。由于不认识，都说不知道，毛泽东便提示说：“她姓五行之一，金、木、水、火、土里的一个。”“姓金”“姓木”，大家猜了几遍都没猜到，最后还是毛泽东笑揭“谜底”：“她姓水，没想到吧！”

　　也是在上海开会期间，有回看戏，毛泽东也去了。中途休息时，水静和杨尚奎恰好坐在毛泽东身边。当时毛泽东问她怎么会叫“水静”呢，水是动的，不是静的，叫“水静”违反辩证法，大海大浪滔滔，江河波涛滚滚，哪里是静的呢？水静分辩道：“水也有静的时候，苏联有部小说就叫《静静的顿河》。有动就有静，动和静是一对矛盾，这还是从主席的《矛盾论》中学到的，所以这个名字没有违反辩证法。”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嘿嘿笑道：“有道理，有道理，如果没有风浪，西湖的水也很平静。”

　　从名字谈开，水静还讲述了毛泽东笑释“三姐妹”的故事。水静和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曾希圣（1904—1968，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夫人余叔特别要好，经常聚在一起。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她们三个人就几乎形影不离了。休息时一块儿游泳，一块儿散步，一块儿聊天。这一点被毛泽东看出来了，每逢他要去游泳时，总会邀请她们一道去。

　　有一回休息时，毛泽东看到她们三人又聚在一块，便笑着问道：“你们三个人这么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三姐妹”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还真答不出来，谁也没仔细想过这件事呀。

　　“因为你是水（指水静），你是鱼（指余叔），鱼当然要和水在一起。”毛泽东不等三人提问，继续说道：“你这个林（指林佳楣）呢，是两棵树，树离了水就会枯黄。所以嘛，你们就分不开了。”说得大家都大笑起来。

　　请毛泽东题写刊名

　　水静说，凡是见过毛泽东和毛泽东谈过话的人，不论其职业性质如何，文化层次如何，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不会觉得自己卑微、渺小。因为毛泽东从不在交谈对象面前显现伟大，他宁愿以一个朴实农民的形象，一个普通老人的形象与人交往，且又是那么自然，没有一点自我做作的痕迹。或者说，毛泽东总是让你分享他的伟大，总是力图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与他平等相处的人，他对人尊重，待人平等。

　　1959年7月，江西省委办了一个理论刊物，取名为《跃进》，省委宣传部部长莫循找到杨尚奎，让他出面请中央领导人题写刊名。当时毛泽东在庐山开会，这正是个好机会。

　　杨尚奎答应莫循后，转而又把这件事交给了水静。刚开始水静觉得自己既不是宣传部门的干部，又不是刊物的负责人，怕碰钉子，不好开口。后来仔细琢磨着杨尚奎的用意，再想想毛泽东待人的态度，便答应下来了。

　　于是，一次到毛泽东住处和他的秘书谈事的时候，水静看到毛泽东正悠闲地坐在门口的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和卫士聊天，有说有笑，心情很好，便趁机提出让他给《跃进》写个刊名。当时毛泽东开玩笑说这两个字不好写，水静同样开着玩笑说，主席的字写得龙飞凤舞，在主席的笔下没有难写的字。毛泽东吸了口烟，点点头答应了。

　　大概过了四五天，毛泽东就派卫士送来了写好的刊名。那张十六开的宣纸上毛泽东用毛笔书写了两个苍劲有力的“跃进”，其中一个“跃进”的旁边，划了两个圈，显然是主席比较满意的。但让水静万万没想到的是，随着这张题字，毛泽东还附了一封信，内容是：“水静同志：遵嘱写了两个字，不知可用否？”

　　当时水静是既兴奋，又激动。没料到主席这么快就写好了，而且办得那么认真，还写了信。信中还使用“遵嘱”“可用否”这样的谦词，这体现了一个伟人对普通同志的尊重。

　　“操办”毛泽东贺子珍庐山见面

　　1959年夏，中央在庐山开会。繁忙国务之余，毛泽东想起了此时住在南昌静养、曾经与他患难与共十载的贺子珍，于是托水静亲手“操办”和贺子珍见面之事。1959年7月7日中午，水静和朱旦华（毛泽民夫人）专程回南昌去接贺子珍上山。

　　按照毛泽东的安排，次日晚上9点，水静坐杨尚奎的车送贺子珍到达毛泽东的住地“一八○”号楼（即“美庐”）。当时是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封耀松出门迎接，两人一左一右搀扶着贺子珍进屋走上二楼。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楼上长谈一个多小时，水静一直在值班室静候。因贺子珍情绪激动，谈话一结束，卫士搀扶贺子珍下来，毛泽东便把水静叫上楼，交代她第二天送贺子珍下山，并叮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由于贺子珍在谈话时拿了三瓶安眠药，毛泽东担心出事，又特别要求水静“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最好回去就办”。回到住处，水静陪着贺子珍不离左右，在谈话中见机行事，巧妙地取回了安眠药。处于高度亢奋之中的贺子珍向比她小20岁的水静叙说她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结婚，到延安的家庭风波；从在苏联的苦难生活，到回国后的种种遭遇，整整说了一夜。

　　水静说，贺子珍在庐山的三天里，自始至终只有她全程陪着，除此之外身边没有其他人，当时毛泽东对这件事非常谨慎，即使杨尚奎都没去看贺子珍，为的是缩小知情面。

　　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自1937年底在延安分手后的第一次重逢，也是他们自1927年在井冈山相识以来的最后一次见面。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贺子珍成了一些文章作者的热门题材，许多报告文学陆续问世，关于贺子珍庐山见毛泽东一事，成了必不可少的章节。然而有的文章却任意给贺子珍“增加”护士、女伴，还“设计”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交谈对象，甚至煞有介事地描述贺子珍听到彭德怀用“雷鸣般的吼声”和毛泽东“争吵”；彭德怀出来的时候，还“很紧”“很久”地与贺子珍握手。有的文章还说，毛泽东那天晚上请贺子珍吃了饭，喝了酒，然后又趁着“皎洁”的“明月”，陪贺子珍观赏庐山夜景等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凭空杜撰！”作为一个知情者，水静觉得有必要也有责任予以澄清，以正视听。

　　听完水静老人的深情讲述，我问她在同毛泽东的交往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我的荣幸就在于，我认识了一个感情丰富、性格鲜明、有血有肉的毛泽东。这不仅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反而更使我感到他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