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是命是运逢其时

　　左贞观1945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他姥姥是定居在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姥爷是中国人；他母亲是混血儿，嫁了个丈夫还是中国人。所以轮到第三代，只能说血统上是1/4混血儿。其实论相貌，我看不出左贞观有什么“洋味儿”。

　　左贞观的父亲原是常州人，抗战时期被分派去新疆伊犁服务，在那儿和一位混血女子结婚，1945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此后半年之中，欧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迎来了胜利。那一年真是喜上加喜啊。祖父给孙子取了个中国名字“左贞观”，父亲给儿子添了个洋名“维克多”，即“胜利”的意思。后来左贞观的俄文名字就叫“维克多”。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全家移居上海。左贞观的父母在复旦大学任教，他们并不从事音乐工作，但是喜欢欣赏古典音乐。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俄罗斯音乐和苏联歌曲情有独钟，自然也影响了幼小的左贞观。父亲还请了一位俄籍钢琴教师教他弹钢琴。

　　13岁时，左贞观考进了上海市少年宫管弦乐队，主动要求学拉大提琴，因为这是他父亲喜爱并一再提起的乐器。第一次参加排练，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选曲，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即使在现在，一提起这个话题，左贞观就动情地说：“我很清楚地记得在排练之后，就好像遭到电击一样，晕过去醒过来，感到自己已经完全是另一个人了。从那时候起，我开始疯狂地喜欢音乐，对我以后的专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音乐成了我的生命，像呼吸空气一样不可缺少的东西。”他勤奋地学习读总谱、作曲、乐队配器，那时候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全身心和音乐融合在一起，那些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记忆。

　　左贞观爱读苏联的文学作品，尤其迷上了苏联电影，用他的话来说，他是看着苏联电影成长的。至于苏联的音乐片，那更是钟爱有加，例如歌剧影片《叶甫根尼·奥涅金》，只要哪家电影院在放映，他就赶过去，前前后后看了15遍。俄罗斯文化中的唯美在他少年时期赋予他一个新的灵魂。

　　1958年，他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母亲和4个孩子都受到牵连，中苏关系恶化后，日子就不好过了。为避免4个子女的前途受到影响，母亲以投奔在西伯利亚的姥姥家为名，申请携带子女去苏联。那一年成了左贞观人生的分水岭。

　　左贞观进了伊尔库茨克音乐中学，每天练琴十多个小时，很快就通过了语言关，适应了新的生活。他日后考取了国立新西伯利亚音乐学院大提琴系，197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专业交响乐团任大提琴首席。

　　1973年，他进入莫斯科国立格涅辛娜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师从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利希·李金斯基教授；1978年毕业，完成了从单一乐器演奏家到全方位作曲家的飞跃。在读期间，他创作的《节日序曲》获得全苏青年作曲家比赛一等奖。毕业后，他被吸收加入莫斯科作曲家协会，生活与工作也从遥远的西伯利亚转移到首都莫斯科。

　　左贞观说，影响并形成他世界观的首先是艺术。比如音乐，他特别喜爱和崇拜柴可夫斯基的作品；比如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梵高书信集》这本书影响了他的艺术观。他很幸运，遇到了很多知名人士和有良好教养的人，特别是杰出的音乐教育家恩师亨利希·李金斯基，不仅教他如何写音乐，还教他做人，就像父亲一样。

　　那些年，他总是不由自主地从苏联报刊和广播中暗暗关注着有关中国的一鳞半爪的信息——正在中国发生的一切依然令他牵肠挂肚。

　　左贞观是在中苏交恶初期来到苏联的，在生活的圈子里，他并没有因为有中国血统和中国人的相貌而受到歧视，对此他一直怀着感恩之心。但在中苏关系没有解冻之前，大环境不可能不影响到他。他的作品既无法正式发表，也无法公开演出。

　　中苏关系开始解冻，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87年，苏联作曲家协会领导人——著名作曲家赫连尼柯夫特地找左贞观表示歉意，并于当年9月1日在莫斯科著名的圆柱大厅为左贞观隆重地举办了一台熔他创作的诗歌、散文、音乐于一炉的专场晚会。左贞观的作品有机地把中国古老的音乐精华同西方现代的作曲技巧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中西合璧的独特韵律，是苏联观众以往很少接触到的，令人耳目一新，全场气氛非常热烈。音乐会结束后，经久不息的掌声响彻整个大厅，左贞观一次次上台谢幕，“巨大的幸福感在一瞬间将我包围”。最后，他同女高音歌手一起唱了一首他本人作曲的歌《故乡》以答谢听众。“我的祖国在美丽的南方，清清的河水流过她的身旁。祖国，你的美丽形象，永远萦绕在我心房……”与故国隔阂已久的境外华人后来一听到这首歌曲就热泪盈眶。

　　那天晚上还发生了一段动人心魄的插曲。左贞观惊喜地发现，年迈的父亲和全家竟然也出现在音乐会上。父亲已经冤狱平反，恢复名誉，到了新西伯利亚探亲。作曲家协会成人之美，专门派人悄悄地把他们全家从新西伯利亚接到莫斯科来听音乐会。时隔29年，父子竟然在这样的场合欣喜重逢。在场的有许多是左贞观的朋友、师生和同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为左贞观一家祝福。这真是一场永世难忘的晚会。我对左贞观说：“生活有时候真的是太戏剧性了！”他连连说：“是呀，是呀，真是很有戏剧性。”

　　3.魂牵梦萦故国情

　　1987年对于左贞观来说，是最有特殊意义的一年：举办个人作品专场音乐会，父子相隔29年后团聚，阔别26年后第一次回到中国。

　　他在俄语环境里生活了27年，几乎没有看到过中文报纸、中文书籍，“中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亲切的名称和陌生的国度。但上海的老家时常出现在他的梦里。他曾以为今生今世再也回不去中国了，想不到机会竟然来了。在动身之前的那些日子，一想起中国，他就禁不住一阵心跳：“踏上故国土地那一刹那，千万不要心脏病发作，千万要挺住。”

　　他踏上故国土地的时候，没有犯心脏病，而周围的气息、周围的声响、周围的面孔，却唤醒了他童年的记忆。魂萦梦牵的上海是非去不可的。他去了东湖路、新乐路一带他度过童年的地方。他小时候觉得那些老房子很大，屋前的马路很宽，现在看到的楼房显得那么矮小，马路那么狭窄。少小离家老大回，27年没有说过中文，现在和人们交流，有时就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表达。

　　左贞观此后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好几次，结交了音乐界乃至文化界许多朋友。他隐隐感觉到，两国隔阂疏远了那么多年，而现在两国民间都亟待相互了解、相互交流。交流是需要有人牵线搭桥的，可谁来做呢？左贞观觉得自己无疑是最佳人选了，用他的话来说：“我和俄罗斯人在一起，我绝对是俄国人；我和中国人在一起，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他有艺术专长，精通两国的语言文字，熟悉两国的文化，在两边都有广泛的人脉——身有彩凤双飞翼。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他是自觉自愿，还是顺势而行，都已经把“牵线搭桥”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了。

　　正巧，也就是在1987年，天降大任于左贞观。中国外交部门致函苏联外交部门，询问有关冼星海的情况。冼星海20世纪40年代曾在苏联住过，在莫斯科去世，那5年多的岁月里，他是怎么生活的？他还有没有什么作品和遗物？

　　1987年中苏双方都想化解多年的隔阂。苏联作曲家协会收到苏联外交部门迅速转来的函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左贞观，本会的那位作曲家不就是华裔吗？左贞观少年时代在上海就听过“星海之夜音乐会”，知道冼星海去世的那一年他刚降生，冼星海是他崇敬的音乐家。寻找先辈的足迹，他当仁不让，“仿佛我与冼星海有一种缘分”。他仔细研读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提供的大量资料，知道冼星海在苏联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哈萨克斯坦，于是他立即动身去了哈萨克斯坦，几乎访遍所有曾接触过冼星海的人，并将冼星海曾经到过的地方都拍了照。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找回了缺失的冼星海第19号作品《哈萨克歌曲集》。在阿拉木图市，他还在冼星海诞辰日那天举办了一场纪念音乐会，中国有关文化代表团和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也出席了音乐会。之后，他在莫斯科也举办了一场同样内容的音乐会。这些经过，他写入了《冼星海在苏联》一文，发表在《人民音乐》1989年第5期上。我拜读后在想，如果不是左贞观，谁来填补这一历史空白呢？那可能就得耗费不少人力、物力和时间，恐怕短时间内未必能顺利完成。所以，我后来见到左贞观时对他说：“您当初接下这个任务时，您自己恐怕也未必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您为中国现代音乐史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交流中俄文化，左贞观先从身边做起。他在莫斯科经常组织一些有关中国音乐艺术的演出。新中国成立40周年国庆时，他为女儿的学校挑选了很多中国乐谱，女儿的同学们高兴地聚集在“友谊之家”举行中国作品音乐会，不仅电视台前往录像，中国驻苏大使馆也派员出席。1995年，徐悲鸿诞辰100周年时，左贞观也举办了相应的纪念活动。他还经常举办自己十分喜爱的唐诗宋词配乐朗诵会。他说：“其实，俄国人特别喜欢李白和杜甫，对他们的诗词也很熟悉。中苏关系紧张时期，书店里很少有中国的书籍，但俄语版唐诗宋词始终有卖。”

　　俄罗斯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从1999年至2010年，左贞观每年四五月份都会自己出资租一个音乐厅，为他们举行“莫斯科之春”中国留学生专场音乐会。他让学习音乐的中国留学生既演奏中国作品，也演奏西洋作品。这既能让俄罗斯人了解中国传统音乐，也可以展示中国学生的专业技巧，一举两得。

　　1992年，香港著名的雨果唱片公司请左贞观帮忙物色莫斯科优秀的管弦乐团，要为香港流行歌后齐豫录制她的第5张英语专辑唱片《藏爱的女人》。左贞观挑选了莫斯科最优秀的乐手一起录制，唱片发行后连获几个国际金唱片奖。左贞观在此过程中萌生了自己组建乐团录音的念头，“俄罗斯爱乐乐团”自此正式成立。当时的乐团水平极高，80位乐手都来自7个国家级交响乐团，其中有8位功勋艺术家、6位国际和全俄音乐比赛获奖者。乐团经常在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举行音乐会，并定期为莫斯科国家爱乐协会举办专题系列音乐会。乐团去过日本、欧洲演出，获得极高的评价，来中国演出就更多了。他引导乐团排演和录制了《梁祝》及朱践耳、丁善德、王西麟、陈刚、陈培勋、陈永华、黄安伦等许多大陆和港台作曲家的作品。

　　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他应邀荣幸地率领俄罗斯爱乐乐团赴港参加了回归典礼演出。两年后，乐团再次受邀请参加澳门回归演出。

　　1999年，俄罗斯爱乐乐团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举办隆重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俄国文化部部长等嘉宾出席了晚会。乐团同中国音乐家演奏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和钢琴协奏曲《黄河》，这些作品都是由俄罗斯爱乐乐团在俄罗斯首演的，因此乐团在莫斯科有“中国乐团”之称，莫斯科的同行称左贞观是“很俄罗斯的中国人”。

　　也是在1999年，左贞观因音乐创作方面的成就，以及在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领域所做的贡献，荣获叶利钦总统授予的“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音乐家。

　　2005年，普京总统给他颁发了一枚国家级荣誉的“友谊勋章”，以表彰他为促进俄中两国文化交流作出的杰出贡献。

　　左贞观获此荣誉真的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