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战乱期间的大学教授

　　从1937年回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十多年时间里，姜先生一直在战乱中辗转于各大学任教。先受聘于东北大学，因避战乱，随校来到河南开封，再到西安、成都，最后到四川三台。后来，他又受聘担任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经顾颉刚推荐到浙江英士大学文理学院任院长。

　　在这样奔波动荡的岁月里，姜先生以坚强的毅力，教书、读书、写书，除完成上述敦煌学著作外，还相继完成《陆机年谱》《张华年谱》《昭通方言考》《汉书札记》《楚辞书目五种》《屈原赋今译》等著作，并与当时文化名人顾颉刚、贺昌群、闻一多、郭绍虞、徐悲鸿等人多有交往。

　　7.生活比较稳定的四十年

　　1953年全国高校调整，姜先生奉高教部令调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大学任教，直至1995年12月去世，没有离开过杭州。这期间，虽经历“反右”“文革”等动荡，相比较而言，还是他一生中较为稳定的四十年。

　　1979年和1983年，姜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举办全国高校楚辞学和敦煌学讲习班，讲课内容分别整理成《楚辞今译讲录》《敦煌学概论》两书出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在学界产生深广影响。

　　1984年，姜先生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会长，1986年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此外，他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之《先秦文学卷》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文化》等学术顾问，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整理出版了《楚辞通故》《楚辞学论文集》《古史学论文集》《古汉语论文集》和《古文字学》等著作。

　　二、综合研究、一心为国的学术成果

　　在成都高师期间，姜先生读章太炎的《新方言》，发现有许多内容与昭通方言相类似。这给他很大启发，再读《说文》《尔雅》，比较推敲，完成了《昭通方言考》初稿。那时，姜先生才19岁。

　　1.两大根基：语言与历史

　　从成都高师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再到拜师章太炎先生门下，姜先生学习研究的主要方向是语言学和历史学。在成都高师作《昭通方言考》，在清华国学研究院作《诗骚联绵字考》，到上海教书，有《中国声韵学》。以后还出版有《文字朴识》《甲骨学通论》《古文字学》等。在语言文字研究中，他继承章太炎声韵形义分析法，又学会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金文的互证法，还采用西方语言发生学理论，通过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解读文字的起源与流变，创获颇多。

　　姜先生的史学成就不仅体现在《夏殷民族考》《尚书新证》《历代名人年里碑传综表》《古史学论文集》中，还体现在楚辞学、敦煌学的论著里。《楚辞学论文集》所收录《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等，从文明板块的比较分析入手，提出历史的发展，不仅有纵向的时间论，也有横向的空间论。这就要求学者要从广阔的时空观背景下，认识楚辞。这是姜先生的卓见。

　　2.两大领域：楚辞学与敦煌学

　　《姜亮夫全集》24卷，楚辞学占8卷，分量最重，研究最全面。既有楚辞原典校读，如《屈原赋校注》，也有楚辞资料汇总，如《楚辞书目五种》，还有楚辞专题研究，如《楚辞学论文集》，更有楚辞学的集成著作，如《楚辞通故》。1986年，姜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

　　姜先生对敦煌学的贡献，首先是对流散西欧的敦煌资料的搜集抢救，在此基础上，对敦煌卷子着重在语言学与儒家经典两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瀛涯敦煌韵辑》一书，“把敦煌文书资料的整理与汉语史、音韵学研究结合起来，基本复活了湮没一千多年的隋代陆法言《切韵》系统”，有力地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人才培养的需要，姜先生对敦煌学作了整体思考，出版《敦煌学概论》《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敦煌学论文集》等论著，建立了独特的敦煌学体系，为中国敦煌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