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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往事

2018-12-01 09:12:08

  1986年7月5日,第一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开幕。

  2017年11月23日,全国律协举行例行发布会,首次邀请地方律师协会负责人发布相关事项。

  葛明昌参加1981年辽宁省首届律师代表大会时用过的公文包。 受访者供图

  1987年,葛志伟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第一期学员闭卷考试的准考证。 受访者供图

  法律援助律师到基层开展普法宣传。郑洁 摄

  自2017年3月成立以来,全国律协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共收到维权申请72起。

  从1979年的212人到如今的36.5万多人,律师制度恢复39年来,中国律师数量增长了1644倍;

  从国家工作人员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几经变革,律师这个职业的定位越来越清晰;

  为劳动者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代理公益诉讼案件……律师群体在各个领域推动着国家的法治进步。

  如今,站在墓碑这头,律师葛磊对同样是律师的祖父葛明昌说:“一代律师有一代律师的使命。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去年的5月18日,中国律师博物馆在北京正式揭牌。

  而后,一份《共建“中国律师博物馆”倡议书》发布:“……诚邀史学专家、律师制度研究工作者、广大律师同仁及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提供可供收藏和展示的中国律师的史料、文物、实物资料和照片并附说明……”

  很快,博物馆收到了0001号藏品——一个公文包,一张准考证。

  捐赠者是一个叫葛磊的律师。公文包是他爷爷葛明昌参加1981年辽宁省首届律师代表大会时用过的,准考证是他父亲葛志伟1987年参加“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第一期学员闭卷考试”的凭证。

  两件藏品,无意间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

  律师是和法院唱反调的?

  1984年12月31日,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前一天刚下了一场雪,天气格外寒冷。

  那天傍晚,葛磊的奶奶做了一大桌子菜,大爷爷也从老家来了。一家人围坐在桌前,等59岁的爷爷葛明昌下班回来,就能开饭了。

  可等了又等,天都黑透了,这一年的最后一顿饭却迟迟没开始。5岁的葛磊盯着桌上的羊杂汤和炖酸菜,肚子咕咕直叫。奶奶给他盛了一碗羊杂汤,让他先喝。

  一直到晚上七点半左右,家门打开,风呼呼地吹进来。葛明昌脸上红扑扑的,喘着气,带着兴奋的语气说:“我回来了!”

  这顿饭葛明昌吃得非常高兴,和大爷爷还喝了几杯酒。饭桌上,他对家人说:“在办公室又看完了几个案卷,一年到头了,把手头的工作都梳理好,心里才踏实。”

  这是葛明昌做律师的第5年,也是律师制度恢复后的第5年。

  1978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9月,司法部恢复重建。3个月后,司法部宣布:恢复律师制度。

  在此之前,由于十年浩劫,政法工作受到严重冲击,公检法机关被砸烂,许多律师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律师制度名存实亡。

  恢复律师制度的号角吹响后,全国从大中城市到各县区相继成立了律师机构,统称为“法律顾问处”,受司法行政部门领导管理。

  葛明昌的二女儿葛杰记得,1979年的一天晚上,父亲下班回家比平时晚。“县委副书记找我谈话,让我主持法律顾问处的工作。”曾在法院工作了15年的葛明昌对家人说,“我要去当律师。”

  彼时,22岁的葛杰有些发蒙。她对律师这个职业没有一点概念。

  “当律师咋能有当法官好呢?”葛杰问道。

  “你不懂。律师是很高尚的职业。”

  “律师是干啥的?”

  “为当事人说话的。”

  葛杰听不明白。“你去当律师,那不是和法院唱反调吗?”

  “那可不是。”葛明昌提高了嗓音,“我们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葛杰还是不懂。葛明昌想了一下说:“就是实事求是。不管你犯了啥事儿,都有法来规定。真没犯事儿,也不能冤枉人。”

  葛杰还在琢磨父亲的这番话,一直沉默不语的母亲对父亲说了一个字:行。

  就这样,1979年,54岁的葛明昌成了辽宁省26名律师中的一员。

  这一年,全国的律师人数是212名。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律师。

  同一年,葛磊出生。25年后,他也走上了律师之路。

  葛磊后来的同事——盈科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郝惠珍,这一年还在北京当女兵。26岁的她看了一部叫《流浪者》的印度电影,里面的女律师在法庭辩护的一幕带给她的震撼,让她至今难忘。

  “原来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律师’的职业!”郝惠珍心里暗想,“我以后也要做律师。”

  “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1980年,新中国律师在全世界有了一次亮相的机会。这个标志性的时刻,就是审判“四人帮”。

  1980年11月20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东侧正义路1号,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开庭。韩学章、张思之等10位律师出现在了法庭上。

  “这次辩护,其作用主要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维护了各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曾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小组负责人的张思之如此写道。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通过,新中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告了律师制度的存在。

  葛明昌也开始了忙碌的律师生涯。

  在葛杰的印象中,担任建平县首届法律顾问处副主任后,父亲每天不是看案卷、写辩护词,就是接待前来求助的人,“每天提前一个小时到单位,没有在晚上9点半以前回过家,365天没有休过一个星期”。

  好不容易休息了,家里也经常来特殊的客人。有的挎着大包,从乡下赶了几个小时的路过来,一进门就抱着葛明昌的肩膀说:“葛律师,帮帮我吧!”葛明昌便把他们请进屋,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1982年春节刚过不久,葛明昌代理了王桂英故意伤害案。

  因与邻居不睦产生争执,厮打中,王桂英抡起铁镐砸向对方。法院一审判决王桂英构成“重伤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王桂英提起上诉。

  “今天我以国家律师的身份,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在7页的手写辩护词中,葛明昌从认定伤害案的犯罪事实和适用法律等方面陈述意见,认为王桂英具有正当防卫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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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工网——《工人日报》
编辑:姚怡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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