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统计显示，在居民人口中，华人占74.3%，马来人占13.4%，印度人占9.0%。如此复杂的族群是如何通过社区整合向社会整合方向迈进，从而实现均衡发展的呢？

　　一个重要的做法是打造互嵌式社区。新加坡对公民实施“居者有其屋”的政府公寓计划，85%以上的居民住在政府建的组屋里。通过一个个互嵌式社区的再造，将传统的地域性社区上升为一个具有心理归属感和文化认同的新型社区。

　　为此，互嵌式社区的空间进行了科学的规划设计，组屋的底楼通常“留空不住人”。这一开放的公共空间，可以让不同族群的人在这里聊天、喝茶、运动和休息，大的还可以举办婚礼、葬礼。

　　在此基础上，新加坡注重依托于社会组织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相关社会组织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政府主导和管理的，如人民协会；另一类是民间自发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新加坡的人民协会旗下，包括5个社区发展理事会，管理协调1800个基层组织；在社区层面，又包括居民委员会（公屋）或邻里委员会（私宅）、民众联络所及其管委会，以及社会紧急与应变委员会、民防委员会、种族委员会和各类慈善团体，等等。

　　比较有特色的是民众联络所。这是政府联系民众的中介，主要工作是给居民提供各种服务，把居民带有共性的心愿向上反映。同时，政府也通过民众联络所将政府政策向居民传达与解释。当然，民众联络所的运营眼下也受到一些挑战，主要是白领阶层不能被很好地组织在传统的社区组织中。

　　此外，新加坡政府层级较少、管理的链条很短，故行政系统可以快速下沉到社区层面。这也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

　　上海不像新加坡那样存在迥异的文化和宗教差异，但在人员构成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上具有共通性。新加坡的一些独到经验可以提供启发和借鉴。

　　例如，政府与居民之间要有顺畅的沟通平台。新加坡在政府和基层社区的对接环节上非常有效率。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是否可以尝试通过区政府工作人员、区级人大代表与居民建立起交流互动的机制化平台？

　　又如，培养优秀的基层社区治理者。新加坡在1964年就成立了国家社区领袖学院，目的是培养基层优秀民意代表，学习组织社区活动、家际探访，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提高社区倡导能力，等等。上海是不是可以考虑借鉴这一经验，启动培养和选拔优秀基层治理工作者这项工作？

　　（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