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也给民众个体心理和社会心态带来深刻影响。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离不开对社会心态的理解和把握。青年是推动时代发展进步的先锋力量，在一定意义上，科学认识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就把握住了社会心态变动部分的关键。疫情期间，本版组织几位学习、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青年学者、学生，以青年群体社会心态为切入点，从社会现象、调查数据以及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围绕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时代变迁与培育路径，结合青年在疫情中的行为与表现，通过网络开展对话，并邀请两位资深研究者进行点评，希望有助于理解新时代的青年，理解社会现象与社会心态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引导社会心态朝着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方向发展提供智识支持。

　　与谈人

　　吕小康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韦庆旺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

　　谭旭运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持人

　　刘颖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1、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整体上处于高获得感状态

　　主持人：我是一名社会心理学系的“90后”在读博士生，平时就很关注年轻人的群体心态问题。我发现，年轻人的心态是活跃而多元的，比较难把握它的总体特征。我特别想了解，几位老师有没有关注当下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80后”“90后”乃至“00后”社会心态的“基本面”是怎样的？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谭旭运：判断一个群体社会心态的“基本面”，其基本标准是相关群体认为自身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而与人类需求满足状况密切相关的重要评价指标就是“获得感”。我所在的团队于2018年和2019年连续进行了目前国内最大规模的中国人获得感基本情况专题调查，我想以此为基础来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诉大家，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青年群体的获得感状况是很乐观的。尤其是“90后”和“00后”，在获得内容、获得环境、获得途径、获得体验以及共享性获得等不同层面的得分都高于其他年龄段。不仅如此，2019年新增的“美好生活需要”调查结果显示，青年人在不同层面的美好生活体验和需要评价上的得分也比较高。可以说，当代中国青年整体上处于一个高获得感的状态。

　　当然也需要承认，青年人确实面临就业难、压力大、竞争强等问题。我们的调查发现，青年人在收入、文化生活、生活环境等方面的获得感评分相对低。这不仅反映了当代青年人物质需求方面的压力，也表明其对成就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的高要求，体现出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进行社会心态调适的某些方面。同时，这些现象也是青年群体对未来生活状况的高期待、高预期的典型反映。这里的“预期”主要是指人们根据以往社会经验和自身愿望，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个人未来生活、社会将来发展作出的一种主观判断。在多项调查中我们都发现，青年群体对各种需求的未来预期均明显高于当前水平，心态也比较乐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不少青年人积极参与的心态值得褒扬。例如，在我们目前正持续进行的疫情社会心态调查中，对比间隔4天（1月25日和29日）的两轮数据可以发现，青年人对疫情更加关注和重视，对疫情的判断更为理性，乐观、平静情绪明显上升，恐慌情绪下降，并且积极响应戴口罩、少出门、少聚集等号召，对政府部门、医护人员等各方面战胜疫情的信心显著提升。

　　吕小康：这里我想补充一点。人们如何认识社会心态，本身就是社会心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坚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社会事实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地看待当下社会心态中存在的问题并思考应对之道，这是我们在进行社会心态研究、治理与培育时应当时刻秉持的基本立场。

　　主持人：看来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总体上是积极的，而且对社会心态的认识也应采取“积极心理学”而不是“消极心理学”的视角。在疫情期间，不少青年虽“宅”在家中，心态却积极乐观，例如，有的青年大学生在网上自发组织开设心理援助热线，帮助素不相识的人。但同时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说自己是“佛系青年”，看起来像是缺少宏大理想的激励和融入社会的动力，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

　　韦庆旺：我认为，如何在尊重个体独特性和意见表达权的同时，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国人特有的重家庭、重集体、重国家的亲社会心态，是未来进行青年群体社会心态培育应当充分正视和解决的一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是令人心痛的危机和灾难，作为巨大的外部环境因素，它激发了潜藏在青年心底的家国情怀，有的青年医生在准备归家结婚的途中毅然返回岗位，有的地方自发组织“青年突击队”协助基层防疫工作。如果将此次疫情看作中国社会转型和改革关键时期面临的一次重大挑战，那么疫情期间青年所表现出的积极社会心态，则孕育着一种推动未来转型和改革成功的珍贵心理资源，值得研究和总结。

　　吕小康：在我看来，青年人所谓的“佛系”，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机制，是自我意识觉醒与扩张的体现，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青年人暂时抽身于大众化的看法并对之进行反思，从而获得更为广阔与独立的自我空间，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青年人成为失去人生意义感和价值感的“空心人”，也不意味着青年人必然失去对宏大历史使命的投入感与追随力。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在讨论“佛系”等现象时，也曾提出：“还原到生活场景，一方面，这可以是不争不抢、不钻营不吹捧的随性、豁达；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面对竞争、面对压力时候的怠惰、消极。好与不好，存乎一心。”可见，简单地把“佛系”认定为一种问题心态，本身可能就反映出一种以偏概全的不良心态，是不可取的。

　　谭旭运：当代青年群体的心态呈现多元化特征，“佛系”等具有一定代表性。但“看起来是”的理解有可能恰恰是片面认识甚至导致污名化。一方面，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背景下，大部分青年人在工作生活中存在或多或少的焦虑和困惑，“佛系”可以视为青年人应对焦虑的一种自我调节，本质上更像是一种高压下的自我精神保护，在这一点上，我与吕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其说“佛系青年”是无所事事、没追求，不如说是对社会浮躁一面的主动反击，是一种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积极人生态度。以就业为例，游学、旅游创业考察等“慢就业”“间隔年”现象，就是青年群体结合个人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后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一种更理性成熟的就业观。

　　主持人：有人说，在和手机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被割裂成完全不同的几个部分。以智能手机及相关应用程序为代表的网络信息技术，从哪些层面影响了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

　　韦庆旺：从影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角度讲，网络对生活的日益渗透可能造成两个结果：一是增加孤独感。心理学研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亲密的人际关系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而社交软件对亲密人际关系的培养终究是欠缺的；另一个结果是导致年轻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思考，乃至被淹没在群体极端化的情绪中。在我看来，年轻人与网络时代较好的相处方式，必须建立在独立思考和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丰富自己，传播正能量和有深度的内容。例如，王珮瑜通过抖音等吸引青年关注京剧，然后再影响其线下走进京剧剧场，深入了解京剧；还有李子柒，她在网上制作发布美食短视频，传播中国人传统而本真的生活方式，并引起很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谭旭运：当今时代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以及行动场景的多样性，促成了青年人在构建自我认同和日常活动时，生活方式选择的多元化。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各类应用程序已经深入青年群体生活之中，逐步成为满足其多样化需求的载体。在这类应用程序搭建的话语空间里，个体能够较为任意地表达自我情感与情绪，而朋友的点赞、评论等回应，则会满足个体被关注、宣泄压力、寻求精神安慰或社会认同感的欲望。由于这些程序的功能差异化特征非常明显，使得青年人能够将自己的多样化诉求进行区隔化、类别化管理，才会在不同平台上显现出“分裂人格”。与此同时，互联网环境丰富多样，提供的信息五花八门，而且碎片化程度很高，对青年群体的心态形成和价值观塑造比传统环境要复杂得多，甚至促成了不同于现实社会的网络社会心态。对于这种影响的机制和后效，都是值得重点研究的。

　　 吕小康：网络和信息技术对世道人心的冲击确实是直观可感又难以完全预测的。网络表达的丰富性、及时性和匿名性，为个体多重自我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自由空间。这就使得我们在分析时很难对同一个体或群体贴上简单化的标签，而要像勇于承认人性自身的多元存在一样，承认社会心态的多元存在。技术对人心的改造会形成什么样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判断和证据积累，当然这也会在客观上加深对某一群体社会心态的整体趋势作出综合把握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