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植物园内的飞鹅岭遗址标志碑

　　飞鹅岭遗址远景

　　走进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右手边上二楼，迎面稍向右的展柜中，一组打磨精致的石器赫然在列，包括双肩石锛、石环、石璋。它们是2001年出土于南沙鹿颈村的远古遗存。使用它们的人，生活在距今3000~4000年前。

　　小小的石器有什么用呢？要知道，当年如果没有它们就没有最早的刀耕火种，也没有在水网和森林地带不断开拓的土地，自然也不会有后来的广州。它们是人类对于制造工具最早的努力，也是人与动物的清晰分界。

　　飞鹅岭上的石器说明

　　古人善于择地而居

　　广州博物馆中展出的这些石器，有切削、砍剁的日用具，也有祭祀用的礼器。它们的发现说明在广州这片土地上，先民们和世界各地的早期人类一样，用惊人的耐心和努力，制造出简陋的工具，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博弈。而它们与更大范围内同类工具在形制、用途等方面的一致性，也说明在久远的古代，不同地区的居民之间就存在着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和交流。

　　南沙鹿颈村因“南沙人”的发现而闻名。不过广州发现石器的地方还有不少。广州东北郊的飞鹅岭，现在是中国最大植物园之一——华南植物园所在。这里是一片海拔60米以下，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以飞鹅岭为中心点，东南有大火镰岗和崩岗，东北面有青山岗和菱塘岗，正北有红石柱岗，西北面有鸡公嘴和西岗坳，西南面有水路港，其他还有大大小小不等的土岗互相连接。东南面是广阔的平原，车坡水自北而南横贯其间，流入珠江。在车坡水西岸的丘陵地带上，遍布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这一带的平原、谷地，是土质肥沃的冲积地层，有若干溪渠贯流其间，现在也是人烟稠密的地方，虽然已经高度城市化，但仍可见到小片的农田，种植着蔬菜、水果。可以想见，古人选择这样依山傍水的地方安定下来，从事耕作和渔猎相当方便。

　　1956年暑假期间，中山大学地理系同学到飞鹅岭地区进行测量实习，在地面采集到有肩石斧11件。8月26日，中大历史系的师生和市文管会到现场进行了第一次地面调查，发现有肩石斧、有肩石锛、石矛、石凿等石器，以及方格纹、夔纹、雷纹等印文陶片300多片。之后的第二次调查也有相当多的发现。第二年初，中大历史系对此进行了发掘。经由发掘情况可知，当时飞鹅岭的居民已经进入较为定居的生活，大量石器的出现，说明他们当时的经济生活除了捕鱼、狩猎外，还有农业，且农业是生活的主要来源。

　　广州最早的先秦文化遗存

　　是石器报的信

　　实际上，广州最早发现的先秦时期文化遗存，就是石器“报信”——1954年、1955年，中山大学师生在海珠区内马岗顶采集到一批据推断属于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箭头，证明了这一带曾是古人活动之所。1961年，广东省文管会对增城金兰寺遗址——位于三江镇金兰寺村后山冈进行试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这是一处贝丘遗址，发现了不少石器、陶器及动物残骸。

　　1995年5月28日，考古学者曾祥旺在番禺钟村镇附近进行旧石器调查时，在大乌岗发现旧石器地点3处。同年6、7月间，广东省博物馆组织力量多次到石器地点集体进行考察，获得一批石制品，并确认了含石制品的地层堆积。这表明，钟村是旧石器时代广州地区人类活动的区域之一。

　　石器的发现充满了偶然。一方面，古人活动的遗迹，在漫长的历史中由于各种原因的侵蚀，能留下来的本来就很少；另一方面，石器这种东西，很多时候和天然的石片、石块乃至陨石等，都有相似之处，很多时候即使亲眼所见，也“傻傻分不清楚”。大乌岗多次考察中共获石制品51件，以中小型石器为主，最小的仅4克。其中一部分是直接从地层中出土，大多数是从含石制品的阶地地层剖面崩落下来，省了考古工作者不少力气。

　　考古学者们推断大乌岗旧石器的年代大约在距今22万至9万年之间，考古年代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当时正值全球变暖的最后间冰期，海平面上涨，致使钟村镇一带变成接近海岸的河口区，陆上有许多可食的动植物，受潮汐影响的滩涂有鱼类及其他水产品可供食用。大乌岗旧石器的主人使用以小型工具为主体的工具组合，是为适应以捕捞为主的劳动生产需要而制造。这里的发现也填补了广州地区旧石器考古的空白，为在广东河流阶地寻找远古人类的活动遗迹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