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风云·邓拓传》

　　■陈元麟

　　擅长历史人物传记写作的曾纪鑫，融史料的翔实、文学的灵动与理性的反思于一体，并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法来表现邓拓的生活经历、精神风貌及其历史背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章一开始，作者就由远及近，由全面到局部，不惜笔墨，不厌其烦地为读者介绍了邓拓出生及少儿时代的生活之地——福州的地理特点、历史人文，讲述了邓拓的家庭环境及其童年生活。书香门第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让他的心智很早就得到开启，并打下了扎实的古典文学童子功。

　　对于邓拓人生观形成的重要事件，作者不惜篇幅，诉诸浓重的笔墨。例如，1923年，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作者详细介绍了论争的始末，并分析邓拓在这场论争中，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的观点。这是邓拓人格形成的重要基础，也恰恰是其人生悲剧的潜在因素：善于思考的个性与不容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追求与结果的悖论，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然，他的自杀，也是一种儒家士大夫“承担责任、承受苦难”精神的表现。

　　在叙述邓拓人格形成的过程中，作者紧紧抓住其个性特点，将一些看似平凡的生活细节，给以文学性的生动描绘，从各个侧面勾勒出传主鲜明的人物形象。

　　作为学者、诗人和报人，“邓拓一辈子喜欢读书，有时还将阅读视为紧张工作的一种休息与调剂”。但是，邓拓并没有躲进书斋，脱离社会实际。“他长期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联系，与普通百姓、群众打成一片”。

　　作为领导者，“他从不以官自居，跟人说话，或布置工作时，总是说请你们如何，请你们帮我如何如何”。

　　作者的叙事手法不拘一格，在艺术上做到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在介绍邓拓作为学者和诗人的成就时，作者适当地运用评传的表现方法，对其的代表性著作，或详或略地加以分析和评议，彰显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例如，对于邓拓撰写的被誉为“扛鼎之作”的《中国救荒史》，作者不惜篇幅予以详尽介绍，给以高度评价，并喟叹道：“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各种灾情，从未间断。载于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之中，或简略，或详细，但对灾荒的系统性研究从未有过，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这种遗憾，却由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大学生给弥补了。”

　　在传记的某些片段中，作者还巧妙地将影视的叙述方式运用于环境氛围的渲染。在描绘邓拓的客厅兼会客室时，他采取长镜头的叙述方式，一一展示了陈设室内的静物，然后摇向画框，推出一个特写镜头，这是房间主人创作的一首词《青玉案》：“凄风苦雨寒天短，最难得知心伴。长夜未央相待旦；论文谈道，并肩扶案，不识何时倦……”这种手法的巧妙运用，不仅再现了具体环境，而且衬托了主人公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的精神追求。

　　同样的手法，被作者运用在邓拓告别人民日报社同仁时的场景。其时，邓拓即席朗诵了一首临别赋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这回，曾纪鑫采用类似纪录片人物访谈的方式，请当年在场的时任报社文艺部负责人、著名作家袁鹰和时任报社副总编的胡绩伟现身叙说。这样的写法，现场感强，让人如临其境，历历在目。

　　读罢传记，百感交集。与其说作者是为传主拂去历史的尘埃，毋宁说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借由一位革命的文化名人的一生，来窥视一个时代的演化过程。难能可贵的是，曾纪鑫不仅忠实记叙了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沉浮，而且作出了超越历史的反思，从而显示出其驾驭历史题材的不凡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