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万岁〉后记》发表在1979年1月21日的《光明日报》

　　《青春万岁》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

　　《青春万岁》蒙古文版

　　年轻时代的王蒙

　　1950年，王蒙（二排右二）在中央团校与同学合影

　　电影《青春万岁》的海报及剧照

　　【青春万岁】

　　动笔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是作家王蒙的处女作，因为历史原因，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小说通过讲述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女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塑造了郑波、杨蔷云、李春、呼玛丽等个性鲜明的女中学生形象，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青春万岁”是王蒙对自己的青春岁月的欢呼，也是对青春的新中国的礼赞。自出版以来，《青春万岁》受到了不同年龄层读者的欢迎，中老年读者借此重温自己的青春记忆，而年轻读者则从小说中得到了鼓舞与激励。一次又一次的重印，使之成为永不褪色的青春记忆。

　　“我充满经验、记忆，尤其是爱与赞美的激情”

　　《青春万岁》是王蒙的小说处女作。然而，这部记录了新中国青春岁月的小说，并没能够及时出版，而是经历了两度排版又两度搁浅、遭冻结长达26年的命运，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青春万岁》动笔于1953年，王蒙时年19岁，却已是北京东四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副书记。1948年，年仅14岁、刚刚进入高中不久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学校党团员中选拔后备干部时，王蒙又毅然选择了退学参加工作，被调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1949年8月，王蒙参加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团北京第三区团工委，先后担任中学部和组织部负责人，后来第三区扩大为东四区，王蒙任区团委副书记。

　　革命的凯歌行进，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旧中国的灭亡，给予王蒙那一代青年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认定，这样的历史巨变背景下的青春是空前亮丽的，也是不再的，他应该用文学的手段把这些珍贵的日子编织起来，镌刻下来。于是他将自己的青春热情投向了文学。

　　从来没有过创作经验的王蒙第一次提起笔来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他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经历充盈脑海：“更要紧的是我有独一无二的少年的革命生活，我有对于少年/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的少有的敏感与向往，我充满经验、记忆，尤其是爱与赞美的激情。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当中，没有人会像我看得这样高这样相对成熟。在站得高有经验相对成熟的人当中，没有我这样的年轻人、同龄人。”

　　在以描写农民、战士、工人为主流的新中国初期文坛上，王蒙可以说从一开始便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写自己最熟悉的中学生题材：“我一定可以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从少年时代进入了青年时代，从以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为主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写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从卑微到尊严，从童真到青春，写眼睛怎样睁开，写一个偌大的世界怎样打开了门户展现在中国青年的面前，写从欢呼到行动，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

　　这便是写作《青春万岁》的缘起。

　　从1953年动笔到1979年出版，间隔了整整26年

　　历时一年，王蒙完成了《青春万岁》的初稿，但当时的他恐怕无法预见到，等待着这部小说的是那么多波折与坎坷。

　　初稿完成后，王蒙将其送给了父亲的同乡兼同学、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潘之汀读后大为赞赏，介绍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而中青社则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萧殷审稿。在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后，王蒙见到了吴小武与萧殷两位师长。萧殷肯定了小说的艺术感觉，但也指出小说的问题在于缺乏主线，希望王蒙能进行修改。

　　1956年初，在萧殷的帮助下，中国作家协会出具公函为王蒙请了半年“创作假”，以便让他有时间集中精力修改书稿。1956年4月，王蒙开始动笔修改，9月定稿。在这次修改中，王蒙为小说加上了著名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诗人邵燕祥则为之补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一句。

　　就在《青春万岁》定稿之际，《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作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为了改变王蒙命运的重大事件。小说发表后，王蒙一夜成名。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把王蒙的《青春万岁》与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并列为文学新人的成绩作了预告，而正在筹备复刊的《文汇报》也急忙派人找到王蒙，约请选载《青春万岁》。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报》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登了小说最后一章；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汇报·笔会》副刊连载了小说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紧接着的“反右”运动中，王蒙被划为右派，已经打印出清样的《青春万岁》也受到牵连，无法出版。

　　1961年，政策上的松动使得《青春万岁》又有了出版的希望。这次中国青年出版社找到《文艺报》负责人、著名评论家冯牧担任评审人。冯牧认为小说没有问题，只是“苏联”出现的次数太多，于是王蒙将小说中的苏联书籍与歌曲统统改为了“本土特产”，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改为《把一切献给党》，苏联歌曲改为陕北民歌，准备再次出版。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风向再度收紧。由于被认为存在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缺陷”，《青春万岁》的出版又陷入“难产”。1963年，王蒙选择远走新疆，《青春万岁》也就此冻结。在此期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文艺报》编辑部主任黄秋耘等都十分关心这部作品的出版，但都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的关照下，《青春万岁》的出版才重新提上日程。不过，在“抓纲治国”的氛围下，王蒙根据韦君宜的意见再次对《青春万岁》进行了修改：一是删减了小说中可能会被认为“感情不健康”的内容，比如杨蔷云的恋爱心理描写；二是弱化了结尾部分毛主席的出场。《光明日报》及时跟进小说的出版状况，发表了王蒙为小说出版补写的后记。终于，1979年5月，《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17万册。

　　《青春万岁》从1953年动笔到1979年出版，间隔了整整26年。

　　虽然被延宕了二十多年才得以出版，但《青春万岁》最后战胜了时间，平均每3年就重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上百万册，至今仍摆放在书店的青春文学栏目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长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