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书店老板、伙计文化水平很高，不但了解历代古籍图书，甚至能鉴定各种版本，有的还具备修补和复原古书的技能。

　　上世纪三十年代，位于隆福寺的保萃斋藏书处门脸儿。旧时，老式书店往往叫某某藏书处，新式书店一般称为书局或者印书馆。

　　民国时期，西四牌楼附近的古旧书摊还有收买古今旧书、学生课本的业务。

　　书肆的老板、伙计有时也是目录版本专家和图书修复专家。

　　1924年，人们在琉璃厂书摊选购线装书和碑帖。徐家宁供图

　　读者在东安市场内的书店里看书。

　　修复后的古籍善本

　　隆福寺文奎堂书店内部。旧时书店内四壁都是图书，顾客可以随意翻阅。

　　北京为六朝古都，一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书籍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因而北京的图书经营也历史悠久。北京的书肆至少可以追溯至明代。据明胡应麟所著《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四》记述，“凡燕中书肆，多在大明门之右及礼部门之外及拱宸门之西。每会试举子，则书肆列于场前。每花朝后三日，则移于灯市。每朔、望并下浣五日，则徙于城隍庙中。”可见明代北京的书肆已很发达，而且也颇经营有道，如现在一样，将考试用书作为重点，各省来京参加会试的举子是重要的目标客户。到了清代，虽然科举考试制度一如明制，但北京城实行“旗民分治”，北京内城（即现今地铁2号线范围内）只允许旗人居住，不在旗的汉族官民只能居于外城(前门至永定门之间），而且内城禁止商业和娱乐场所存在，书肆也只好“另择吉地”。

　　汉族官员士大夫以及外省来京的文人墨客大多居于北京外城，而且各地在京都设有试（会）馆，主要用于方便参加每三年一次科举会试的各省举子食宿。这样，书肆也就随着这些客源起居变动开始在南城发展。

　　清初，书肆大多集中在广宁门（广安门）内的慈仁寺，即今天报国寺旧址。清初著名文臣、学者王士祯对慈仁寺书肆多有记述，宋荦、孔尚任、翁方纲等当时的著名文人也曾在诗文中提及赴慈仁寺书肆买书。清康熙十八年，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内外城建筑均破坏严重，慈仁寺也因此衰落。琉璃厂地区原为明代琉璃窑址，地势空旷，又居于南城的中心位置，书肆便逐渐集中于此。同时，书画、古玩等相关的文化产业也在此应运而生。

　　北京书肆的空前繁荣得益于清乾隆时期官方编纂鸿篇巨制的《四库全书》，这次修书可谓“旷世之典”，有数百官员、学者参加。因他们多居于南城，令琉璃厂的图书业异常兴盛，书肆鳞次栉比，书画、文化用品、古玩等行业也麇集此地。此后，北京琉璃厂成为文人、学者的必游之地，也成为北京乃至全国闻名的文化区。

　　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到民国年间，琉璃厂一带的书肆先后达二百余家，成为当时的图书交易中心。由于当时出版业尚不发达，琉璃厂的书肆以经营古旧图书为主，著名的有来薰阁、邃雅斋、通学斋、文奎堂、松筠阁等。民国以后，一些新式书局、出版社，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等也在琉璃厂开设门市，经营新版书籍和中文译本及外文书。

　　旧京书肆历史悠久，独具一格。因为书肆服务对象是文化人，所以无论是店主还是伙计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历代的各类古籍图书有大致了解，甚至能鉴定各时代的版本，发现孤本和善本书，辨别伪书和伪刻，此外还要具备修补和复原古书的技能。有了这样的专业水平，才能为顾客寻书、荐书。

　　在没有公共图书馆的时代，书肆无疑起到了专业图书馆的作用，这些书肆的老板、伙计也就是版本目录专家和专业的图书馆员。值得一提的是琉璃厂书肆通学斋店主孙殿起，从书肆学徒出身，靠刻苦努力，不仅成为著名的目录版本专家，而且著作宏富。他所著《琉璃厂小志》是有关琉璃厂和北京书肆历史的最为详备的史料。

　　旧京较大的书肆环境优雅舒适、古色古香、窗明几净、四壁图书。伙计们个个衣帽整洁、举止文雅、有问必答，顾客可以随意翻阅架上图书，熟客还可品茗休息。此外，书肆还有上门服务，定期给“宅门”和老客户送去他们可能需要的书籍。因此，旧京文化人与书肆有着密切、良好的来往。

　　除琉璃厂之外，旧京还有几处书肆集中之地，大多开设于民国后，如东城的东安市场、隆福寺，有名的书肆有“瑞文斋”“多文斋”“三槐堂”等；西城的西单劝业场；打磨厂有几家很古老的书肆，如老二酉堂，据传始于明代。

　　就资金和规模而言，书肆有大中小之分，甚至还有规模更小的没有字号的书摊，但各有各的经营之道。大书肆资金雄厚，可以重金收购大部头图书与珍稀古籍、精刻本。小书肆和书摊主要经营一些常用和廉价的图书，面对的是平民，但有时也有从民间收来的罕见珍本，所以如同现在在潘家园淘货一样，有人专门去书摊 “捡漏儿”。

　　陈飞/文（作者为北京戏曲评论学会副监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