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对于媒体的采访，余华基本都是拒绝的。他说一个人活到60岁，说的都是陈词滥调，实在没什么新意。但3月28日在南京河西·建邺图书艺术展启动仪式暨“七十年，我们的阅读史”主题论坛上，余华与现场数百位观众分享自己的写作经历和人生感悟，却是侃侃而谈，冷不丁抖出几个小幽默，现场观众不时发出会意的笑声。有观众感慨，“看余华的作品往往会觉得冰冷和残酷，但没想到生活中的他竟然是个段子手。”

　　“很多作家写作的时候都用笔名，比如格非的本名叫刘勇，莫言的本名叫管谟业，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想起个笔名，可好不容易出版了一部小说，别人还不知道是你写的，太亏了，所以还是用真名吧。”一段话逗乐了观众。

　　余华无论在哪里亮相，都绕不过《活着》这个话题。该书讲述了主人公徐福贵的人生不断经历着苦难，到最后亲人都离他而去，仅剩下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悲惨故事，至今已发行超过1300万册。令余华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活着》出版27年来，销量仍年年攀升，他将《活着》称为“幸运之书”，“当时在写作的时候从未想过这本书会如此受欢迎。”他笑称，“主要是《活着》的书名起得好，永远死不了。”

　　年轻的时候，余华是一位牙医，在浙江海盐小县城的一家牙科医院里拔牙。他说自己至少拔过上万颗牙齿，认为口腔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于是他开始写小说，希望能借此换换心境。但他的创作道路并不顺利，四处投稿，却屡遭退稿，“邮递员每次都把退稿从我家围墙外面扔进来，我爸一听‘啪嗒’一声，就知道退稿又来了。”

　　他回忆起当初带着《活着》手稿到上海的经历，“1992年，《活着》写完了。那时格非教授在华师大，每次我到上海，都让格非帮我在华师大定一间招待所。我的责任编辑是程永新，当时我和他住一个房间，我逼着他给李小林（巴金女儿）送稿子，两天过去了，我又逼着他给李小林打了一个电话，我当时在一旁听着程永新和李小林的对话，李小林说看完之后很惊讶，她说余华这部作品和之前的不太一样，于是两人就商量了发表在《收获》第六期的头条，当时我就知道我成功了。”

　　不管是《活着》中与一头老牛为伴的徐福贵，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里卖血养儿养女的许三观，亦或是《兄弟》中令人唏嘘的李光头和宋钢，余华用一种近乎残忍的笔触，异常冷静地叙述着小人物的各种苦痛、顽强与无奈。为什么热衷于描写苦难？余华自己也给不出答案：“有时候作家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当写完一部书后，你再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写，他可能很难回答，因为写作凭的是感受而不是思考。”

　　现场，有观众向他提问：“看您的小说我哭了很多遍，您同情笔下的人物吗？”余华承认自己对笔下的人物都很有感情，在修改《活着》的时候哭了好几遍。“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方法，我不喜欢把小说想得很透彻以后再写，所以小说会随着人物命运的变化、随着我自己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在《活着》之前写的先锋文学作品都是很冷酷的，可写着写着就变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

　　余华坦言自己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他从1983年开始写作，到目前仅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还有四部小说尚未写完。他时常会怀念那些与莫言一起写作、电话聊天的时光，“莫言和我的写作方式不太一样，他每天能写七八千字，两个月后一部长篇就出来了。我记得我在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他在写《丰乳肥臀》，我们每个星期都打一次电话，过了一段时间，他五十万字都写完了，我的十多万字还没出来。不过现在，他的年纪也大了，体力也不行了，所以一个作家的年龄和身体都会决定他的写作。”

　　余华的作品目前已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他说， “之前曾经有位翻译家这样对我说过，美国一万个读者中只有一个愿意读外国文学，一万个读外国文学的读者中只有一个在读中国文学，但《活着》在美国出版之后，每年都能保持三四千册的销量，这一点让我很欣慰。”

　　本报记者 王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