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力”

　　《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分送有关方面审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这时，“文革”开始了，编辑工作停滞，直到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历经1960年试印本、1965年试用本、1973年内部发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来，《现代汉语词典》又历经6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7版。这本不足2000页的词典，凝结着60多年漫长岁月里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心血。

　　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据词典编辑室的老先生回忆，《现代汉语词典》当年的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每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作为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条，工作量相当大，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里继续看。

　　当时吕叔湘先生住在中关村，单位在西单，上班来回都乘公交车，中午饭是从家里带的馒头就着开水吃。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做了手术。吕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20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言中曾经这样感慨：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要编好一本词典，就得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

　　吕先生把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苦”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他说自己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运动耗费不少时间……先生感慨地说，“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词典越编，胆子越小

　　吕叔湘先生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

　　丁声树先生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的，让读者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1967年，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在北京单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后来，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来，犹历历在目，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令人唏嘘。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学问，叫“《现汉》学”。

　　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现代汉语词典》不能再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同时，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另外，商务印书馆研发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即将面世。在国际传播方面，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希望《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秘书长、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

　　杜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