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能对中国文学一无所知

　　上世纪80年代，如果去北美或者欧洲，在饭店的电梯里碰到当地人，他们脱口而出的问候语往往是：“你——日本人？”

　　这是出版人、作家孙颙的亲身经历，在他看来，这种误会是小事，但如果日本的出版物代表了全部东方文化，那就不能不让人担忧了。然而，事实就是如此，除了华人社区里卖中文书的小店，无论是书籍连锁书店，还是博物馆、图书馆内的专业书店，你都见不到中国文化的书籍，倒是能看到许多印刷精美的日本出版物。这让包括孙颙在内的中国出版人都觉得有些愤懑。同样在西方不具有语言传播优势的日本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功？

　　日本文化走出去曾遇到过巨大的阻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公众印象中，日本人的形象并不是正面的。于是，日本文学成为其形象重建与传播的有力工具。

　　吴赟讲述了日本文学成功传播的关键。日本图书海外出版由美国人主导，他们精心挑选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太宰冶的很多作品，组织五位美国译者翻译了这些译本。比如将川端康成作品蕴含的“优雅的情怀、细腻的感情、唯美的风格”传递给西方读者，并助其荣膺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在吴赟看来，通过图书的输出，日本形象被扭转为敏感、典雅的民族形象。

　　再反观同时期的中国作品，有些人物与故事对西方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并不强。“习近平总书记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要怎么才能心相通？你说的故事，人们要相信。”吴赟说。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也有过类似的经历。10多年前，白烨去加拿大孔子学院做文学交流。其间，白烨和加拿大一位著名评论家对话，提到了对加拿大作家的印象，那位评论家也想回应一下，但是似乎一个中国作家的名字也想不起来。过了很久，她特意找到白烨说：“我想起来了，我最喜欢的中国作家叫李白。”这件事情给了白烨很大的刺激。白烨坦言，他们对中国文学几乎一无所知。

　　白烨认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没有很好地“被发现、被理解、被传播，这种状况需要改变了，不改变是我们的失职”。

　　一份图书西行的“行动指南”

　　“文化与文学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一个国家，最早、最便捷的途径。”热爱阅读的李有源觉得，文学让他熟悉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只要阅读过一个国家的书籍，那么，尽管是第一次去，也会有故地重游的幻觉，“世界通过文学被中国接纳，中国也应该通过文学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认知”。

　　在中国图书走出去这件事情上，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可谓生逢其时。

　　那时刚刚迈入新世纪，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有来自北京的领导同志提出，中国出版必须走到国际市场上去，希望上海的同志们为此多做贡献。领导的想法与上海出版业多年的愿望一拍即合。会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责成上海出版界设计方案，尽快坐实这件事。

　　于是，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被选择为做内容的专业平台。接下来，在上海，他们组织了多次专家讨论会，主题是中国文化要走到世界上去，做什么，怎么做？

　　反复地研讨，设计框架，又不断被推翻，最后，思路渐渐清晰起来。我们需要有总体的设计，内容包括中国文化的各个时间段和各个方面，并且，为符合读者的需求，当代文学艺术的表达是骨干与核心。多数专家比较同意用《文化中国》作为项目的总名称，同时在这个总名称下设立二级、三级子目录，通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以数百种外语版的中国优秀读物构成 《文化中国》的体系。

　　10多年后，让我们看看外语版《文化中国》系列图书的成绩单：截止至2017年12月，总共出版外语版图书333种，其中有59个品种重印了94个版次，共计实现销售138.35万册，平均每种销售4000多册，销售辐射6大洲共计约43个国家与地区。

　　对于习惯中国市场大印数的人来说，这数字不惊人。但是，如果你认真想想外语版中国书籍进入西方主流渠道之困难，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所做的开拓性尝试，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一本中文书要成为一本别国语言的书，并且得到传播，要走过各种各样的沟沟坎坎。

　　张怡琮用她的经验为我们打开了一份图书西行的“行动指南”。

　　首先，为一本中国图书起个外国人能接受的名字非常重要。书的名称，历来是编辑最烦恼的事情。书名太雅，大众读者逛书店时一晃而过，来不及品味就忽略了；太俗也不行，很多人看了书名就不喜欢。如果以海外读者为市场目标的书籍，又得多几层的考量。

　　就比如一本介绍兵马俑的书，起初，张怡琮编辑团队很自然地直接用《兵马俑》为书名，“觉得很大气，外国读者知道兵马俑的也多，一目了然”。而恰恰就是这个看似没有异议的书名，得到了一位外国朋友的善意提醒。他说：“和很多中国父母想给孩子买有意义的书不同，外国人一般跑进书店，想的是买有趣的书。需要有很吸引他的文字提示，让他急于想看看其中的内容，书名正是重要的提示啊。我建议，这本书可以叫《秦始皇和他的一万个士兵》。”

　　这位外国朋友建议的书名与原来的书名各有高下，但是，他所表述的外国读者选书的倾向性，则是不得不重视的问题。

　　如果说书名主要还是技术性的考量，那么，让内容更适合海外读者，就要复杂得多。

　　要西方读者捧起书来，少一点隔阂和异样感，需要在书的架构上努力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细节方面则要多顾及他们对东方的求知心理。

　　作家苏叔阳写过一本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书——《中国读本》。苏叔阳的立意是向千百万青少年简略地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很多人建议把这本书做成英语版，理由是让这本书成为海外读者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是可能成功的。但随之而来的疑惑也产生了，外国读者能够接受如此丰富的历史内容吗？一位海外朋友看了此书，好心提醒，让外国人读，需要加的注释，也许比原文还长啊。

　　看来，要做这本书的外文版，对内容做一番“手术”是难免的。苏叔阳是大作家，他会允许他的书被修改吗？

　　负责此书的编辑忐忑地去拜访苏叔阳。在作家的书斋里坐定，编辑小心翼翼地斟酌言词，提出了想法。出乎意料，苏叔阳一听是要做走出去的书，以北方汉子的豪爽，立刻答应授权，明确表示，可以不征求他的意见，按照需要对文稿任意修改。

　　最后完成的《中国读本》，是按照西方读者的阅读水准特别设计的，篇幅也比原著缩短了一半。

　　好的内容就是中国图书走出去的法宝，《狼图腾》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它反映了人与自然，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冲突，这是全世界通行的人类话题。

　　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告诉西方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是中国版权成功输出的重要因素。苏叔阳说：“只要抱着真诚的心，发自内心地抒发，不要有过多的宣传意味，这就是外国读者愿意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