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作用

　　由个人的体验支撑的翻译，就是有效的翻译，因为它是一种个人的诠释。一个译者的生活，影响了他对源文本的感受，甚至决定了哪些词语、哪些句子会在他落笔翻译之时浮现在他的脑海，用最通俗的话讲：“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始终在评判一部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接近程度，而不考虑一个译者和原作者在生活经历上的巨大差异。我们关注个体的译本，却忽略了个人。

　　个人的翻译，需要有译者鲜明的个性，如果你喜欢文言文，为什么不能用文言文翻译现代小说？文言文难道不是中文吗？我曾经给一个出版社翻译奥斯丁的小说《爱玛》，里面有一句话，写和爱玛最要好的家庭教师泰勒小姐嫁人了，爱玛就很悲伤，奥斯丁写道： “悲伤袭来，一抹温柔的悲伤， but not at all in the shape of disagreeable consciousness。” 众多翻译家大致译成：“悲伤袭来，一抹温柔的悲伤，但它绝不是以一种令人不快的方式出现的。”我极不喜欢这样的翻译，于是冥思苦想，抽了好几包中华，想到一个译法，我译为：

　　悲伤袭来，一抹温柔的悲伤，却悲无不快、伤而不痛。

　　上交以后，这句话被编辑和校对者标了红，校对说：“没有这种说法，请使用符合现代汉语的语言。”编辑补充：“既要符合现代汉语，又不失奥斯丁的典雅哟(波浪符号)。”听后，我平静地拒绝了翻译这本书。一方面，我质疑他们的学养，质疑他们的水平，一方面，我理解他们可能考虑到要出版，要面向大众。可翻译难道只是为了出版吗？如果你说你热爱翻译， 不出版你就不译了吗？没人读，你就不译了吗？在我自己看来，我的译法，“悲无不快、 伤而不痛”这八个字，是非常精确且优美的翻译。瞿秋白在《再论翻译》中说：“翻译——除出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中国的言语(文字)那么穷乏，甚至于日上用品都是无名氏的……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

　　重译何妨

　　个人的翻译也不需要超越谁谁，为什么一定要翻越傅雷先生这样的高山，而不是自己成为另一座山，哪怕是一座很矮的山呢？以世界之大，难道还容不下一座山吗?关于重译，许多学者轻轻松松地说：你如果无法超越杨绛，就不要译《堂吉诃德》，你如果无法比傅雷译得更好，就不要译《约翰·克里斯朵夫》， 某某的译本已经是权威了，你如果不能超过谁谁，就不要译什么什么。我在我工作的高中开设翻译选修课，热爱文学的同学问我，老师，我想把《了不起的盖茨比》译出来，你看怎么样？我难道告诉他“你如果不能超过市面上的三十几个版本，就别译了”吗？傅雷在《翻译经验点滴》中写到了几条“翻译条件”，其中的一条，他说：“文学的对象既然以人为主，人生经验不丰富，就不能充分体会一部作品的妙处。 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所以我们除了专业修养，广泛涉猎以外，还得训练我们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平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才能亦步亦趋的跟在伟大的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以上的翻译条件，是不是我都做到了?不，差得远呢！可是我不能因为能力薄弱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傅雷先生这辈子从未说过自己的作品是“权威”，他一生努力治学，仍觉得自己“差得远”， 先生本人尚且如此谦虚，是谁给他戴上了“权威”的帽子，难道不可以比傅雷先生译得更好了吗？我们是应该鼓励人们尝试并且心存期待，还是应该直接明了地发出警告呢？要不要重译，鲁迅先生作出了回答，他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非有复译不可”，文中说：“记得中国先前，有过一种风气，遇见外国——大抵是日本——有一部书出版，想来当为中国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报上登出广告来，说‘已在开译，请万勿重译为幸’。他看得译书好像订婚，自己首先套上约婚戒指了，别人便莫作非分之想……他看得翻译好像结婚，有人译过了，第二个便不该再来碰一下，否则，就仿佛引诱了有妇之夫似的，他要来唠叨，当然罗，是维持风化。但在这唠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画出了自己的猥琐的嘴脸了么？……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一遍， 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语言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这些摘录，也许有断章取义或者不合时宜之嫌，但大致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在我看来，译者不必也不能惧怕错误，知错能改，便是进步，而错误，如果不是完全彻底地违背了原意，虽然或许应该修改得更好，但它有时候其实自有一种美感。我们在思考甚至批评的同时，应该心存宽容。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写道：“有人说，译本愈糟糕愈有趣：我们对照着原本，看翻译者如何异想天开，把胡乱猜测来填补理解上的空白，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简直像一位‘超现实主义’的诗人。”因为语言本就是一种不可靠的东西，同一个概念，每一个人的理解都有所不同，不可以“多数人认为的正确”来否定另一种理解。在观看贾秀琰译制的电影《敦刻尔克》时，我注意到，主人公望着远去的家乡时，说了“HOME” 一词，贾秀琰的翻译是“祖国”。这一译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也使贾秀琰受到了穷凶极恶的谩骂与攻击。作为她的同学，如今(因为身板瘦弱，打不过别人)我无法披甲上阵帮助她“退敌”，但我进行了思考。我必须诚实地说，如果换了我，我会把“home”译成“家乡”或者“家”，但同时我意识到，早在我坐在电影院的黑暗中，听到“home”一词，看到 “祖国”二字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那种由一个译者的无数生活经历决定的，那一瞬间的“跳跃”， 它那么具有力量，那么与众不同。它或许错了，或许没错，但贾老师本人如果不愿意，她不需要作出任何改变，它就在那里，不多不少。用英语说： It is there as it is。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不是事物的总体。”请允许我做些修改，来总结这篇文章：“翻译是译者的总体，而不是译本的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