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会面

　　2003年，我有幸成为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在职读博。其间先生多次来杭，经常在中午休息过后，在下榻的酒店咖啡厅找一张桌子，与我们聊上几个小时。或问学业，或评时贤，抑或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有当时闻即喜者，也有思考许久方悟者。至于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先生阅后，更加写下长篇批语，指出研究方法方向。在先生的指导下，在就职单位的支持下，我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2011年的元月，我与一友人专程赴香港拜见先生。先生在中环一酒店设宴。那天我也觉得先生的身体已不如往昔，证据是初次见面时先生打招呼有些迟钝，全不似原先的轻快灵动。但饭吃到一半，先生重焕光辉，有问即答，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天在场的还有先生家乡海宁市的领导，皆为共同见证。先生座中为我博士论文题字。日后付印，就是用的此题签。

　　先生在我眼中为何许人物？借用一下晚清吴汝纶谈其恩师曾国藩的一段话吧：

　　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载之后，而遥望千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与之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载数十载之后，而近在百载数十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与之周旋也，犹之戚焉。并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乃或限于形势，或间阻于千里百里之远，吾仍不能与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并吾世而生，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又且不限于形势，不间阻乎千里百里之远，而获亲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与之周旋，则其为幸也至矣。

　　我虽远未朝夕左右，也深知自己之幸运。因为当我写完金庸小说论著之后，我对先生有了自己的体认。简截说来，先生已经进入中国文化的伟人之列，当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持续地放射异彩。他不仅创造了中国武侠小说的高峰，而且他的武侠小说完全以现代思想为内核，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的文化成就，将长久为后人学习记取。

　　社会上不时有人非议先生的武侠小说。对此问题我专门做过思考。确有一部分读者看武侠小说就头晕，以为它脱离现实、胡编乱造。但这实在仅仅出于他个人的兴趣、习惯和爱好。事实上《西游记》也有许多人不喜欢，今天还有不少人宣称看不懂《红楼梦》，这种言论作为个人的批评也不甚妥，作为负责任的评论则更是远其甚也。如果按中国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雅俗共赏，先生的小说毫无疑问已在杰作之列。试问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又有哪一人能够以他笔下的人物、故事、词汇、场景等等如此直接、如此频繁地进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然走红一时的文艺作品也经常可见，文学史家的办法是再引入一个时间的坐标，俗称“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先生作品，自1955年乍现人间，至今已有一甲子之久，足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个整体轮回。大浪淘沙之下，其余武侠作品大都已经淡出，赢者通吃其实不仅限于商业领域。先生小说之伟大于此可见。呜呼！世运推移兮，哲人其萎。先生之风兮，山高水远！

　　2018年10月30日深夜匆匆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社科院学者、金庸先生的博士生）

　　卢敦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