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水浒传》译本

　　真正意义上的《水浒传》译本还是最先由库恩完成的。在正式出版前，库恩于1933至1934年间先后在卫礼贤主编的刊物《中国学报》上发表了三篇节译文，分别为《黄泥冈劫案》《宋江入伙梁山叛军》《蓼儿洼里设埋伏》。

　　如果说，对于德国读者而言，卫礼贤是进入中国古代智慧的钥匙的话，那么库恩则是传播中国古典文学的使徒。就在三篇节译文发表后不久，译本于1934年问世。库恩在120回本《水浒传》基础上删繁就简，将其命名为《梁山泊的强盗》。库恩本人在《后记》中毫不隐晦地说，自己的译文是自由的意译，因为其宗旨就是将全书的主体内容介绍给德国读者。例如书中有关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故事，他就故意略去未译。他认为，自己之前翻译过《金瓶梅》（1930），读者已经可以从中知晓这个故事，故而没有必要再重复翻译了。这样的理由未免让人啼笑皆非，然而库恩却觉得理所当然。

　　库恩的剪裁（甚至是改写）固然有损《水浒传》的全貌，但客观地说，在传达水浒故事的精神实质方面却是比较成功的，而且语言和文风也符合读者的趣味，所以这个译本在德国影响很大，曾多次重印，此外它还被转译到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推动了《水浒传》在欧洲的传播。20世纪50年代，库恩还与劳瓦尔德合作，将其译本再做简化加工，出了一种青少年普及本。

　　遭遇“任性”翻译，《水浒传》呼唤全译本

　　1968年，民主德国的岛屿出版社（两德分裂后，东西德各自有一家）推出了两卷本的《梁山的强盗》，该译本基于金圣叹批的70回本《水浒传》，出自约翰娜·赫茨费尔德之手。

　　与库恩一样，赫茨费尔德也不是“体制”中人。上个世纪30年代，她在柏林和汉堡的大学里陆续学习了几门东亚语言，二战期间曾在日本驻柏林的使馆新闻处工作。二战结束后，已年逾花甲的她竟开启了生活新篇章，成为了一名自由作家兼翻译家。经她之手译成德语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有《今古奇观》《水浒》《西游记》《把一切献给党》（吴运铎）、《家》（巴金）、《子夜》（茅盾）、《鲁迅作品选》等，还编译过几本中国小说选集。此外，她也撰写有关亚洲的文章和著作，例如《新中国的性教育问题》。她的这些译本印数不少，在民主德国的读者中颇有影响。稿费不足以维持她多病的晚年生活，作协常给她提供补助，最后甚至给她安排了舒适的住房。

　　然而她的汉语水平究竟如何，研究者们的说辞比较含糊。据同代人回忆，她在翻译时经常与中国同事和本国年轻翻译家合作。有学者推断，其不少译作大概并非直接译自中文，而是（至少是部分）脱胎于英文本和俄文本，因而常与原文有较大差距。

　　那么这个《水浒传》译本的质量如何呢？达姆（Irene Damm）曾以《水浒传》的译本比较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比对了赫茨费尔德的德译本、达尔斯（JacquesDars）的法译本以及赛珍珠（Pearl S.Buck）、杰克逊（J.N.Jackson）和沙博理（Sidney Shapiro）的三种英译本之间的得失。她得出的结论是，在这四个译本中，杰克逊和赫茨费尔德的译本堪称“任性”，严格意义上很难视为译作。此外，这个德译本有明显参照赛珍珠的英译本的痕迹，然而篇幅却只有后者的六成左右。在某些段落，还可以看出借鉴过罗加乔夫的俄译本。较之原文，赫茨费尔德的译文风格时而故作夸张，时而近乎俚俗。而且她还对原文进行了大尺度的“加工”，例如缩减了那些打斗场面，将许多对话改为转述口吻，对随文出现的诗句采用自由的翻译，不少段落经改写后与原文相去甚远。

　　显然，她的译本依然遵循的是库恩的翻译策略，为了迎合德国读者的趣味，不惜对原文下狠手。达姆对德国读者的建议是，如果不通法语，那么最好是去读赛珍珠翻译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显然不是一句对德译本的恭维话。2010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水浒传（汉德对照）》，德文部分即采用了赫茨费尔德的翻译，是《大中华文库》中的一种，可算是“进口转出口”之一例。

　　半个世纪过去了，德语世界里未见任何一种《水浒传》新译问世。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水浒传》德文全译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真的希望在某个隐秘的地方，一位高人正在埋首迻译，我们就期待其出关之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