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有着不拒他者、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的优良传统，在对自己的文化充分自信、珍惜的根基上，文化发展的外动力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而在与异质文化冲撞、交流、互学和相融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家珍”——传世的典籍依旧是后盾，是取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当然，时代变了，语言变了，学习思考方法变了，对中华文化无论是要“传”还是要“承”，都需要把保存在典籍中的宝贵的历史和思想，用新的方式、新的工具和新的话语进行叙述、阐释、翻译。

　　正是出于以上思考，所以历代，特别是在盛世中，都会根据当时社会的需求翻印传世的典籍。显然，这就是文化继续传承和发展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便于人们收藏、使用，于是又有了后代所谓的“丛书”的编纂。

　　中国历代编纂的丛书，名声最大的，莫过于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全国学术精英合力编纂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书3460余种，字数超过7亿。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图书编辑出版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但是，《四库全书》过于庞大，后人使用甚为不便（其实其编纂的主要目的只是保存之，并供极少数人使用）。此外，自《四库全书》编成至今，两百多年来又有不少《四库全书》未收却很重要的典籍被发现，又有大量新的重要典籍问世。对于今日之中国和世界，《四库全书》已既不太实用，不便于普及，也不“全”了。

　　时代呼唤着今人能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再一次精选中国常用而重要的典籍，以当代人的学术水平和智慧进行细致、严谨的整理，编出一套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而又足以传世的丛书。它将成为我国典籍永续传承链条上不可缺少，甚至是相当耀眼的一环。

　　恰好，就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之际，浙江人民出版社毅然承担起这一重任，组织国内众多学科的杰出学者建立编辑委员会，着手编纂《中华传世藏书》。各位委员殚精竭虑，各尽其责，编委会全面统筹，层层把关，终于完成了这部汇集先秦至晚清近700种典籍、逾2亿字的巨著。这部大书是文化、出版、学术界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奉上的一份厚重的文化之礼，也是又一朵向世界展现中华文化的蓬勃复兴之花。

　　编纂《中华传世藏书》意在典籍的传世，乃至走出国门，所以，全书采用简化规范字，横排，按国家标准施以标点符号。自古典籍的句读一向是读书人入门的一道坎，历代甚至出现过一些名家读破句子的公案，其难度可知，何况其中还有见仁见智之争。参与此文化工程的编委、专家，极力追求完美，已竭其力，但仍渴望读者摘其瑕疵以教之。

　　就在本书出版之际，将其数字化（数据库、电子书、用户端查阅、有声阅读等）的工作已经启动。《中华传世藏书》不论以什么形式奉献于读者面前，都不过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一种工具，要让它所汇集的，或者说保存在中华大地上和流散于海外的民族典籍中的英华活起来，开出光彩耀眼的新花，散播于城乡，还需海内外学者专家、艺术家、文创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创造。而让中华古老文化重新焕发出令世界艳羡的青春，也正是为本书做出贡献的所有朋友的初衷。

　　（此文为《中华传世藏书》总序言，本报刊发时略有删改。）许嘉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