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时化”休假现象突出

　　别小看休假这个生活行为，它和国家经济发展效率相关。

　　上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上升后，国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称为“收入-幸福悖论”。经济学家们将人们休闲时间分配方式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其与国家产业效率、人均GDP存在相关性。

　　“休闲时间是沟通国家和个人的桥梁。简单地说，人们怎么生活，我们的国家就会怎么发展。”魏翔说，因此，休假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权利，同时倒逼劳动效率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仅休假天数在变化，每天的工作和休闲时长也在变化。《休闲绿皮书：2016-2017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基于2016年和1996年及其他年份的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表明，2016年，北京市民平均每天工作时间相比20年前减少了27分钟，有了更多休闲时间。

　　不过，魏翔领导的中国假日经济测算课题组经过两年的研究后发现，虽然总体上人们休息时间在增加，但休闲观念和休闲质量十分滞后，休息后刺激的产出效率低，“每人每小时产出的GDP在国际上排名还比较靠后”。

　　人们休闲质量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放假与休闲的属性有所不同。魏翔认为，放假具有刚性属性，一般来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而休闲质量是柔性的。一方面，由于假期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关，如果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时，人们的休闲质量也会受影响。另一方面，休闲质量还与劳动收入、劳动效率、社保制度、医疗改善等紧密相关。比如收入就是决定休闲质量的重要一环，“如果问人们愿意放弃多少收入来增加一天假，人们恐怕很难确定。”

　　假期结构本身也是一大问题。“将人们在同一时间集中到同一地方休假，这种‘共时化’是中国休假制度中的一大特点。”王琪延说，例如“黄金周”，会导致旅游景点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时间内迎接大量客流，导致人们体验下降。解决策略应该是“分散化”，分散人们的休假时间和空间。但是，如果没有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作为基础，取消“黄金周”将可能导致一些劳动者的正当休假权受到威胁。

　　休闲产业发展不充分是另一个原因。魏翔举例说，日本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人们的收入和自由时间增多，但同时精神疲劳也在上升。动漫产业应运而生，在缓解人们疲劳、激发创新活力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

　　除了文化产业，旅游休闲、运动休闲、娱乐休闲、养生休闲等都是提升人们休闲质量的休闲产业类型。王琪延认为，中国休闲产业依然处于发展阶段，未来会有很大潜力。

　　此外，休闲教育缺乏，也让很多人不懂得怎么休闲。什么是休闲教育？王琪延举例说，比如你想健身，却不知道怎么进行，就需要花钱请教练，教练的工作就是休闲教育。“如果说传统教育教会了人们如何生存，那休闲教育就是教会人们如何健康地生存。”

　　魏翔认为，应将休闲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同时，对于一些开办艺术街区、儿童游艺馆，为城市功能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政府应给予足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