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西红水河两岸的东兰、巴马、天峨、南丹等地的壮族村寨中,每年大年初一到二月初二前后,都要举行“青蛙节”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青蛙节”在当地又叫“蚂拐节”,敲打铜鼓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冷水冲型铜鼓、灵山型铜鼓、北流型铜鼓和西盟型铜鼓,基本都有青蛙或牛马立体装饰物伏在鼓面上。在冷水冲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遵义型铜鼓虽然没有青蛙,仍在纹饰上保有青蛙爪的痕迹。在壮族传说中,青蛙是雷神的儿女,是沟通人间与雷神的使者。“青蛙节”上跳青蛙舞、唱青蛙歌时敲铜鼓就是要告诉天上的雷神,人们在祭祀青蛙,也在表达对雷神的尊敬。

　　在使用西盟型铜鼓的云南西盟佤族地区,传说铜鼓是由高山中修炼成精的一对青蛙夫妇所生的子女所造。铜鼓上铸上青蛙,是为了纪念已经修炼成人的青蛙祖先。铜鼓上除了青蛙、牛马等立体装饰物,还有些云雷纹装饰,反映了少数民族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物,希望通过敲打铜鼓祈求天神保佑,风调雨顺、稻作丰收,铜鼓也因此成为红水河两岸稻作民族崇拜的图腾。

　　充满着神话传说的铜鼓,真正的发源地是哪里?又是如何从起源地进行扩散传播的?

　　两千多年历史的不断演化

　　“铜鼓云屯,欣赏了,壮家文化。中心处,一轮皎日,光芒四射。肖像周天辰十二,云波层迭纹多寡。边缘上,成对伏青蛙,服牛马。径寻丈,壮而大;径咫尺,精而雅。也并非一律千篇如卦。东汉马援曾此见,道光年号界其下。细思量,当是盖窖藏,鼓非也。”

　　1963年3月,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南宁参观广西博物馆的铜鼓展览后,惊叹于铜鼓形态各异、制造精美的艺术风格,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满江红》。

　　正史中对铜鼓的最早记录,源自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

　　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中,最珍贵的出土文物是5件铜鼓,经“碳14”测定,这些铜鼓所在的墓葬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意味着春秋战国时代,最早的铜鼓已经出现。

　　“这就确定了云南楚雄是铜鼓的发源地,为铜鼓起源地的争论做了结论。”蒋廷瑜说。

　　蒋廷瑜师从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6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他回忆起与铜鼓初次“见面”的经历:1962年1月,苏秉琦带着学生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陈列部分,蒋廷瑜第一次见到了铜鼓,而那面铜鼓正好是广西岑溪出土,这让他感到亲切,也因此与铜鼓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铜鼓30多年,蒋廷瑜主编或参与编写的铜鼓研究著作就超过20本。

　　“铜鼓最初是用来煮饭的锅。”蒋廷瑜认为,铜鼓是从铜釜演化而来。釜主要用于煮饭烧菜,古人饭后把它翻过来敲击,以获取具有一定音乐效果的声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釜逐渐演变成专用的击打乐器。“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底部有火烧的痕迹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铜鼓如何从云南传到范围如此广大的地区?蒋廷瑜认为,铜鼓主要是沿着河流进行传播。

　　在地理上,贯穿广西全境的红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部曲靖市的马雄山,在广西境内有众多支流。红水河最大的支流北盘江则流经云南和贵州,贵州境内的支流还有桑郎河、蒙江等。红水河下游是柳江—黔江—浔江—西江,最后经珠江汇入大海。铜鼓的发源地云南楚雄万家坝位于龙川江支流青龙西岸,龙川江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一级支流。这些河流的分布,与铜鼓在全国只有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和湖北9个省份出现相符。

　　在广西左江两百多公里沿岸的部分岩壁上,目前发现了60余处大型壁画。据考证,这些壁画是两千多年前生息繁衍于此的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留下的。最著名的是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岩画。其断崖高270余米,南北长350余米,所画图像有1300多个,画中有人、船、马以及铜鼓等形象。这些岩画很可能记录了古代击铜鼓赛江神的活动。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铜鼓的造型、形态、纹饰等不断发生变化。其功能也逐渐由煮饭铜釜、击打乐器,发展成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最后为少数民族首领或贵族所独有,变成礼器和祭祀对象。

　　“铜鼓虽然发源于云南,但却是在广西得到了发展和兴盛。”蒋廷瑜说,无论从铜鼓发现的数量、铜鼓的分布范围、民间的收藏力度、现在使用铜鼓的频率、资料的丰富性等,广西无疑是全国乃至世界之最。

　　失传的工艺和千年铜鼓的“新生”

　　“美国、日本、英国、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都有人在做铜鼓研究。中国铜鼓研究有些后劲不足,年轻人对研究铜鼓兴趣不是很大。”蒋廷瑜对此颇有忧虑,曾经广泛流行于全国多省份的铜鼓,如今只有在广西的桂西北和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仍在使用。

　　学界对铜鼓的研究,国外比国内起步早。真正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铜鼓的是奥地利学者弗朗西·黑格尔。19世纪末,他在汉学家夏德的帮助下,研究中文古籍,结合维也纳博物馆收藏的铜鼓和资料完成了著作《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在越南,也早有铜鼓研究,甚至和中国颇有渊源。在日本,铜鼓也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蒋廷瑜说,1995年应邀在日本考察时,就在东京大学见到铜鼓收藏。日本东京东南亚学会还曾举办“考古学与铜鼓研究”会议和“地域学的铜鼓研究”专题分会。一个没有铜鼓流传,民间也没有使用铜鼓习俗的国家却主办了铜鼓研究会议,这让蒋廷瑜颇为感慨。

　　在国外学者对铜鼓研究如火如荼、争论不休的时候,上世纪30年代,部分中国学者才意识到对铜鼓进行收集和研究的必要。新中国成立后,铜鼓的研究和收藏才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铜鼓在清朝道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基本停止铸造了,相应地铜鼓铸造技艺也慢慢失传。”蒋廷瑜说,铸造铜鼓的工艺,至今无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铸造铜鼓的遗址尚在,但却未留下任何铸造模具。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大炼钢铁,一些存世铜鼓遭到毁坏或破坏,铜鼓数量急剧下降,加上制造工艺的失传,让这个少数民族文化“活化石”面临很大危机。

　　2006年5月,壮族铜鼓习俗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壮族的“青蛙节”、南丹白裤瑶的“铜鼓舞”、布依族的“铜鼓十二调”等与铜鼓有关的习俗和节日,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民间铜鼓爱好者的反复试验之下,铜鼓铸造又迎来了“新生”。如今在广西的东兰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都出现了制造铜鼓的工厂。

　　“现在我们东兰几乎每个村都有铜鼓,有时候是村民自己购买,有时候是整个村子凑钱买。”东兰传承民间铜鼓厂的创办人罗明经说,近些年买铜鼓人的越来越多。东兰、南丹等县,逢年过节或是开业庆典、红白喜事,又恢复了敲打铜鼓的习惯。“去年单是在东兰县,就卖了500套铜鼓,如果算上卖到云南、贵州的,大概有2000套。”一套铜鼓中共有4面不同音调的鼓,这是桂西北地区常用的铜鼓搭配。

　　“春节的时候,我这儿的铜鼓都脱销了。”另一家铜鼓厂的创办人牙运永说,原来作为礼品的铜鼓,现在大都卖给村民自用。

　　牙运永用12面大铜鼓现场演奏了一段乐曲,声音洪亮而激越,古代先民们敲铜鼓或欢庆起舞或祭天祈祷的场景仿佛浮现在眼前,千年鼓声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经久不绝。（记者董振国、黄耀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