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利走在自家的土地上。院墙那边正是废弃的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厂址。本报记者屈彦摄

　　一场透雨过后,张功利在自家曾经十几年不长庄稼的田地里,插上20余株桃树和无花果树苗。株距约50厘米的小树苗,有的已经冒芽,有的还似枯枝。

　　望着墙根底下依旧清晰可见的化工污染白色残留,张功利拔着稀疏的杂草,回忆着村庄曾经遭遇的噩梦。

　　那段痛苦的记忆已深深烙在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心里。

　　这里是仇岗,位于淮河之滨,安徽省蚌埠市龙子湖区长淮卫镇的一个普通村庄,常住人口约2000余人。

　　张功利和他的乡亲们同排污企业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抗争,一度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2008年12月,他们终于赢得了这场环境保卫战的胜利。化工厂限期停产那天,仇岗人喜极而泣。他们终于有了久违的新鲜空气,开始自由呼吸。

　　10年来,仇岗的河流恢复了清澈,曾经的“南大荒”生长出生态农业,村里又有了欢快的笑声……而张功利家被污染的土地,虽然去年更换了表层土壤,现在又印出了些许“白色”。余毒,依然未能完全清除。

　　阴影下的村庄

　　“九采罗”这个名字,王永品一提起来仍然有些胆寒,但当初为了谋生,他不得不在那里工作。

　　坐落在村子中部的“九采罗”,在孩子们的作文中被称作“巨大的恶魔”。它最初是国营农药厂,2000年前后改制为私营企业,2004年又变更为九采罗化学有限公司。农药厂变成了生产硝基苯等剧毒物质的化工厂。

　　2006年前后,为了养家糊口,王永品凭着砌砖垒墙的技艺在九采罗干起了临时工。一天50块钱,10个小时,和他一起在厂里干活的村民还有十多个。

　　站在废址上,王永品回忆说,厂区搬迁前,这里是一派热闹景象。进出厂子的拉货车络绎不绝,几个生产不同化学试剂的厂房,冒着滚滚白烟和热气……

　　火热的背后暗藏“威胁”。用他的话说,在里面干了三天,小便都是黄的。

　　看到一箱箱印有“骷髅和红色叉”标志的化学品从厂区运送出来,距离不到两百米的仇岗小学里,校长王学军心里也是恐惧的。

　　学校有300名小学生。“只要厂区一放毒气,气味难闻,我们就要受苦。”王学军说,老师捂着鼻子上课、学生戴口罩听讲,即便是炎热的夏季也只能关着门。

　　时至今日,他依旧难掩心痛。一篇六年级学生作文曾写道:“如果不关门窗的话,你就会受不了的,皮肤还会过敏,一抓身上还有许多红色的线条。”

　　抓痕虽会消失,但它却成了孩子童年记忆里一道深刻的伤疤。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童年》在传唱,景象各不同:仇岗孩子眼里,枣树不结果子、没了青蛙叫声、穿村而过的鲍家沟淤积着厚厚的黑色底泥,河水更是恶臭难闻。

　　村里的老人们说,仇岗村以前又唤名“枣林村”,家家门口都有枣树,结枣时节,棍子一打,噼噼啪啪地枣子落下。还未到夏季,十几岁的孩子就已争抢着到鲍家沟里游泳,一个猛子下去就能逮两三条鱼,鱼多的时候,连河边的草丛里也能抓上一些。

　　这条带着百姓深厚感情的鲍家沟,全长约10公里,属淮河的一条支流,自西向东流入淮河。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淮河流域人民曾经对家乡发自肺腑地赞美。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区,由西向东,全长1000多公里的淮河滋养着豫皖苏鲁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数以千万计的人口。

　　它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流域面积占国土面积的三十六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七分之一。

　　然而,不顾环境保护的快速发展,也摧毁着淮河人的家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小造纸、小制革、小电镀等“15小”企业在淮河两岸遍地开花,与经济效益增收相伴而来的,是污染的土地、空气和水体。

　　1995年前后,淮河流域发生多次干流污染团下泻事件,一度造成蚌埠地区自来水断供。老百姓纷纷在自行车后驮白色大水桶寻找地下水的情景,轰动一时。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拉稀得癌。”上世纪一段民谣生动反映了淮河饱经沧桑的历史,沿岸人民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经历着切肤之痛。

　　在仇岗,灌溉沟成了排污沟,雨季来临,漫出的污水直接冲进地势低洼的住户家里,齐腿腕深,雨水退后,白色的墙壁上留下深深的黑色印记,一股阴沟里的农药味久久不能散去。

　　新鲜空气成了稀有品,有的村民甚至拿塑料膜和木条将窗子封死。村民们回忆说,那时候豆角叶瞬间打蔫,枣树变成了光秃秃的树干,就连盆栽都“逆生长”。

　　再后来,原本甜丝丝的地下水,也有了异味。相伴而来的还有癌症。村东头一间不过5平方米的废弃房屋里,隐藏着这个村庄最痛苦的记忆。

　　54道杠!

　　村民们说,曾居住于此的一位已故的老太太用粉笔记录下了那一段时间的死亡人数。

　　54道杠!笔迹不重,却胜似千钧。

　　“以肝癌和肺癌居多。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村民的死亡与污染有关,但集中得癌症的数据摆在这儿,谁不恐慌呢?”张功利说。

　　于是,“逃离”成了那一代仇岗人的主题。能出去打工的都走了,女孩子选择外嫁,“出去买房的不下100户。”陈兆珍和老公也在这时候选择离开,“家里污染实在不能忍受,带着170块钱,全家到市里做起了服装批发生意。”

　　留守的选择抗争,但终究是一次次“没有预期的长途”。

　　1999年,村干部找农药厂理论,却被厂区负责人备好的打手痛打,现任村书记王宗顺当时也在被打人员之列。

　　张功利家的农田和农药厂仅一墙之隔,污水流过,庄稼死了,树枯了,田地不再生长。本以为占着理儿的张功利却在与化工厂对簿公堂时,因对方有营业执照和合法手续,自己没有请律师、无有效证据而败诉。

　　再后来,村里写联名信,600多户签字,不识字的也摁下了表达强烈意愿的红手印。

　　村民代表多次到省、市、区不同层级的政府部门上访。

　　彼时的仇岗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其实想法很简单,要健康,要发展,就必须让化工厂搬走!即便它能给政府带来税收。”村民杨军说,“我们这一代已经这样了,我不能再让后代也遭这样的罪。”

　　夕阳落下,最后一辆前往市区的212路公交车开离仇岗,这里的“夜生活”也开始了。村委会对面的小广场上响起了熟悉的旋律,村中妇女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四五年前,广场舞在这里兴起,最多时能有50多人。

　　张功利加入了村中另一支“健身大军”——竞走,吃完晚饭,他总是习惯性地沿着水泥路走上几圈,家里还放着一本《养生经》。“适当运动配合着科学饮食,这些年我身体还不错”他笑着说。

　　“以前村子里70岁的都极少,现在70岁以上的有40多人。癌症发生率也回归到了全国平均水平。”张功利说。

　　这一切放在10年前,他们“简直不敢想”。

　　安徽绿满江淮环境发展中心理事长周翔,见证了仇岗的蝶变。

　　是他,让仇岗人对环境的认知从朴素走向科学。

　　大学期间就一直致力于环保公益工作的周翔,2003年创立了这个民间环保组织,2005年下半年开始关注仇岗。当他2017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时,村民的精神状态已焕然一新。

　　“恶劣”是他对当年仇岗环境的基本评价,“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差,生活没有追求。”

　　“当时淮河沿岸污染严重,我们在网上注意到‘仇岗多怪病’这个信息,带着疑惑就去了。”周翔回忆道,“这一做就是7年,直到仇岗问题好转。”

　　张功利在经历过官司败诉之后,意识到要想维权,必须在法律框架内,注重证据保全。

　　他的观念与周翔等人的理念一拍即合。周翔说,他们对鲍家沟、污染厂区以及河中底泥进行取样的同时,也在引导村民合理合法地表达诉求,培养一些环保问题的“明白人”,“因为暴力维权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在此之后,张功利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开始熟啃《环境保护法》、做基本水质监测、查企业环评,履行着一个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污染的形成和解决机制对普通人来说或许很难,但一张PH试纸足以让他们对环境污染形成最基础的科学认知。”周翔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