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吃“皇粮”？

　　如今几十年过去，航天越来越多地走入公众视线，和以往单纯的大国名片、情怀高地不同，近些年愈加密集的发射，加之若干次失利，以及商业航天浪潮的冲击，人们对这个曾经高冷的领域多了更多立体的认识。

　　在记者此次采访过程中，了解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航天经历过的一段低谷——一段被认为真正受到“冲击”的日子。

　　那是1984年春天，我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二号试验卫星送入太空，试验队员一片欢腾。但时任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却莫名地说了一句：“看来航天是搞到‘顶’了。”

　　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道出了对中国航天只吃“皇粮”的担忧。事实上，我国航天事业自诞生之日起，任务就全部来自国家。然而，“皇粮”的供应，却很难满足实际发展的需要。根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初，航天系统的产品研制费和24万员工的工资福利费加在一起不到6亿元。相比之下，西方一些宇航公司每年仅空间通信营业额就高达数十亿美元。

　　“国家任务几乎没了，拿什么吸引人才？”一位知情人向记者回忆：1984年，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部招收的10名硕士研究生，到毕业时走了8名。

　　一个大胆的构想产生了：走出去！用长征火箭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火箭型号“长二捆”为例，长城公司的黄作义在与美国休斯公司谈判过程中，面对长征火箭的运载能力不足问题，构划了长二捆火箭的技术方案，并绘制了一张图纸，在已成功发射10余次的长二丙火箭上捆绑了4个助推，满足了国际市场发射需求。

　　如今回忆起来，曾参与“长二捆”方案论证的弹道设计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余梦伦压制不住兴奋：这张草图非常经典，先被登在休斯公司的内刊上，后又发表在美国航空航天杂志上，影响力极大。他甚至认为，“长二捆”的理念甚至影响到了几十年后大获成功的Space-X公司创始人马斯克。”

　　中国航天人也因此书写了“拿着草图签合同、拿着合同找贷款、拿着贷款造火箭”的商业故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没有吃“皇粮”。

　　最近几年，商业航天概念风靡一时。不断重返国际商业发射市场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更是备受业界瞩目。已经耄耋之年的余梦伦言语中感慨道：“中国航天人能够走出去，和同行深入交流，见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思路变得更加开阔。”

　　而这背后，同样离不开研制人员尤其是年轻研制人员的坚守。

　　比如，那10名研究生中毕业留下来的2人，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名字：祝学军、杨建民，后来这两人成了夫妻，若干年后又分别成长为型号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