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式我们已经用了40年。提升的空间有多大？要看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多少。我认为，从2008年起，我国还具有20年达到年均增长8%的潜力。2008年中国内地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1%，这个比例相当于1951年的日本，1967年的新加坡，1977年的韩国。这些经济体随后都以8%~9%的速度增长了20年。这就意味着我国如果拥有必要的内、外部条件，也可以实现这样的增长潜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考虑的是供给侧的可能性，实际能增长多少则还取决于需求侧的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需求减少就降低了经济增长潜力。好比判断一棵树能长多高，决定因素是基因，土壤肥力、气候条件等外部因素并不决定其潜力。

　　从需求侧来看，外部需求可能会比较疲软。这是因为发达国家没有进行结构性改革，而是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支撑经济发展，不仅增长速度慢，还积累了股市泡沫，埋藏了爆发危机的风险。而我国内部在消费、投资两方面的增长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因此，我们要把有利条件用好，维持一定的投资率。有投资增长，就会有就业，家庭收入就会提高，消费也会增长。

　　虽然当前外部环境不好，但只要我们充分挖掘有利条件，维持较好的经济增长率，也会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营造有利环境，从而改善我国改革发展的外部条件。

　　5.看中国与世界：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只要思路对了，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可能

　　光明智库：今年两会，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说，与中国“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网友想知道，如何认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与贡献？

　　林毅夫：首先，中国过去十年，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以上，也就是世界市场增长的30%以上在中国，未来很可能仍将这样。现在世界上最缺的就是增长，这是中国给世界各国的增长提供的机遇。

　　其次，现在世界上85%的人口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与我们有同样的追求，都希望国家快速发展。虽然愿望强烈，但成功的例子非常少。根本原因还是在思路上，也就是治理理念的问题。因为二战后虽然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但在发展理念上仍然自觉不自觉地参考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看发达国家有什么，比照自己缺什么；或者看发达国家能做好什么，自己也照做。理论和经验的适用性取决于前提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客观条件，但又简单地以之为例，难免造成“南橘北枳”的困境。

　　与之相反，中国的经验与理念始终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此，中国的成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底气——只要思路对了，每个国家都有发展的可能。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启发：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不是一味对标发达国家，而往往是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能做好什么，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只有这样，积小胜为大胜，才能一步步发展起来。现在有些发达国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这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不好；但如果发展中国家思路对了，发展起来了，会给发达国家提供市场和发展机遇，解决了就业问题，发达国家的人民就会有比较好的预期，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市场就会变小。

　　同时，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理应对其他国家的发展作出相应贡献。在这个方面，发达国家也做了不少事，但效果不好；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往往更愿意为发展中国家在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改善投入，这不能说不重要，但不是关键问题。发展中国家最关键的问题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如同我们所强调的“要致富先修路”。“一带一路”倡议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抓手，以形成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带来发展新机遇。

　　路修好了，能否发展，取决于产业发展情况，而成功国家的经验都是从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开始的。二战以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体都是抓住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创造更多就业空间，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型。随着我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我国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势必会“抱团出海”转移到国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及非洲国家可以“筑巢引凤”，抓住工业化、现代化的机遇，摆脱贫困、实现繁荣。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现代制造业，没有基础设施建设是不行的，但是单纯靠市场难以解决基建投资方面的问题。从世界银行部门设置的情况来看，二战以后，基础设施部门是其最重要的部门；但是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当时认为投资的问题可由市场解决。2008年我任世界银行副行长时，基础设施部门已经消失了。在这方面，中国不仅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提供基础设施项目与投资资金，更重要的是提供发展理念，即把有效的市场之手和有为的政府之手结合起来，实现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愿景、新格局。这应当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项目团队：

　　光明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斯敏、张胜、李晓、马卉

　　实习生 王美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