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北京友谊商店。（资料片）本报记者 叶用才摄

　　马仲清向记者展示他收藏的外汇兑换券。

　　马仲清的表哥收藏的上世纪70年代的居民生活购煤证。

　　本报记者 李瑶

　　寄语改革开放40年

　　昔日俏货凭外汇，百姓生活困难多。如今经济大发展，百姓舒心喜眉梢。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物资从少到多、从劣到优的整个过程，切身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现在这日子是我们当年想都不敢想的，那时是有钱没外汇券买不到紧俏商品，现在是出门连现金都不用了。我会珍藏并铭记曾经的峥嵘岁月，也享受并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

　　——马仲清

　　朝阳区朝外街道71岁的居民马仲清，是个爱好收藏的有心人。在他家的书柜里，珍藏着改革开放后发行的外汇券，面值一元、五角、一角不等，颇有时代感。“外汇券是我国改革开放这一非凡历史阶段的见证和记录，曾一度是‘宠儿’。但现在，甭管哪个国家的商品，我们基本都可以在免税店里买到。”从外汇券到免税店，马仲清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马仲清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打小儿就生活在朝外一带，新中国成立那年，他只有两岁。在那个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人们购买吃穿用品，都得凭票证排大队。

　　“那时，我们家兄弟多，作为一家之主的母亲把票证都放在一个票夹子里。每月拿着领到的粮票和钱，母亲会带着我们到粮店买米买面买油。往往下个月的粮票还没发下来，家里面缸就已经见了底儿。”马仲清记得很清楚，“到每月24日粮店开卖的时候，人家都大半夜起来，排长队购买。赶上冬天下雪特别冷，大家都冻得缩成一团，但一想到不排队就吃不上粮食，就有了坚持的动力。”

　　柴米油盐、日常用品可以排大队买到，但要买一些紧俏商品，就难了。当时，国家对外汇收支实行“统收统支”的指令性管理，老百姓并没有机会接触外汇，更别提购买进口商品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脚步的加快，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来访的外国人、归国华侨和港澳台人士日益增多。1980年，外汇券应运而生。政府放开市民出国探访亲属，经主管部门批准，用一定数额的人民币，换取一定数额的外汇券。

　　经济条件不错的马仲清家成为较早使用外汇券的家庭。“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我在核工业部北京仪器厂工作，一位同事常去日本探亲，手里有外汇券，所以同事们就常央求他用外汇券帮着购买一些紧俏商品。那时候，使用外汇券购买商品，是一件很时髦、很让人羡慕的事儿。”他说。

　　从书柜里，马仲清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白色的塑料盒，里面存着不少外汇券，打开一瞧，这些外汇券印制精美，纸质摸起来比粮票厚实些，上有“中国银行”四个秀美的大字，不同面值颜色不一，但图案表现的都是祖国的美丽河山，例如五元为棕色，图案是黄山风景；一元是浅绿色，图案是三潭印月；一角是褐色，图案是黄果树瀑布。

　　“那时候，建国门外的友谊商店就是专门使用外汇券的地方。”马仲清回忆，当时友谊商店卖的都是好时巧克力、人头马洋酒、万宝路香烟、瑞士手表等国内市场上尚未出现的进口货，还有茅台酒、丝绸等国内名贵商品，彩电、电冰箱等紧缺商品，在这里也可以找到。

　　不过，刚开始友谊商店只有外籍人士去逛，中国的普通百姓只能在门口好奇地驻足张望。后来，一些老百姓手头也有了外汇券，友谊商店里有了各种肤色、不同面孔的购物者，穿着得体、烫着卷发的时髦女郎，夹着公文包、皮鞋锃亮的男士，他们拎着大包小包走出友谊商店成了一景。“当时，市面上的衣服多是黑灰蓝三色，但友谊商店里的衣服款式、花色让人眼花缭乱，带花边的女士衬衣，褐色暗纹的男士西装，绣着牡丹花的丝绸旗袍，琳琅满目。”马仲清记得自己每次和同事一起去逛友谊商店都特别兴奋，就是不买东西也觉得是一种视觉享受。而为了淘换到外汇券，大家更是想尽各种办法，有托人从国外带的，有去学校和留学生兑换的，还有从黄牛手上倒来的，钱包里有外汇券，脸上都有面儿。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粮票和外汇券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在胡同里，还常见小贩用鸡蛋与居民换粮票，粮票成了交换食品的“货币”。后来，大街小巷渐渐出现了做买卖的、开餐馆的，商场超市也是遍地开花，人们想吃什么、想买什么拿着钱就办了。1993年，北京市放开粮食供应，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1995年年初，外汇券停止使用，持有的外汇券可到银行兑换人民币。

　　“现在，这些都是古董啦！”抚摸着一张张票证、外汇券，马仲清感慨，“现在谁还用这个啊，我和老伴儿出国买东西，直接逛免税店，想买多少买多少。就是在家待着，想喝洋酒吃外国巧克力，从网上下单，几天就送到了。这要搁40年前，简直是‘天方夜谭’。”近年来，出国旅游成为马仲清和老伴儿的日常，每回出去玩，他们都要买不少东西回来送给亲朋好友。

　　“虽然外汇券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条件艰苦，但独具意义，我会一直保留着这些外汇券和票证，将一代人的独特记忆传承下去，激励后辈。”马仲清说。

　　本报记者 潘之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