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8月4日，“云涛”在培训基地享受清凉。

　　图②：2017年11月，“八喜”顺利放归栗子坪。

　　图③：“张梦”与妈妈在野化圈。

　　图④：2014年3月，野外摄像机拍摄到的“泸欣”及其幼仔。

　　图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韦华（右）和同事前往野化圈。

　　图⑥：“淘淘”活动区域示意图。

　　资料图片

　　南出成都，沿京昆高速公路行驶4小时许，入雅安市石棉县境。雨后初霁，山间时而云雾缭绕，时而茂林苍翠；峡谷或激流喧腾，或澄澈如镜。

　　山，曰小相岭山系；水，曰阿鲁伦底河。

　　这一神秘深邃、令人向往之处，便是国内首家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国迄今放归的11只大熊猫中，有9只选在了栗子坪。

　　千里之外，8月21日的首都北京，首届中国大熊猫国际文化周“熊猫中国·四川之夜”活动正在举行，这批野化放归大熊猫的命运也牵动着国内外熊猫爱好者们的心。

　　“我们致力于大熊猫科研的目的，就是保护与复壮野生大熊猫种群。”耄耋之年的大熊猫研究专家胡锦矗院士表示，“在圈养大熊猫繁育技术取得长足进步的当下，把目光和精力投向大熊猫真正的家园——野外，是正确而急迫的选择。”

　　圈养大熊猫的野化放归现状如何，取得了哪些成效，又遭遇过哪些困顿？记者来到四川雅安等地，一探究竟。

　　缘 起

　　随着三大难题陆续攻克，大熊猫繁育硕果累累：2002年仅有161只，至2017年底，达518只。增加的国宝熊猫，往何处去

　　“啵啵啵、啵啵啵……”

　　7月初的一个傍晚，无线监测器发出越来越强的信号，难道是大熊猫靠近了？十几分钟后，竹林中发出一阵嚓嚓声，一只戴着无线电项圈的大熊猫向观测点走来。只见它来到悬空的帐篷下面，一爪掀掉锅盖，叼起饭锅儿就走。一顿美餐，吃饱后的大熊猫，心满意足地呼呼大睡。

　　“是‘八喜’！”

　　栗子坪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黄蜂与同事余国宝，激动地对视了一眼。为了持续监测“八喜”的活动数据，接下来，他们靠着干粮硬撑了两天。

　　“八喜”是栗子坪保护区最新放归的大熊猫。这也是历经半年的艰苦跋涉后，监测队员头一次看见“八喜”。

　　丛林密布荆棘遍野，悬崖峭壁步步惊心，爬山、涉水、卧冰、冒雪、栉风、沐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为了观测大熊猫在野外的安全和健康状况，栗子坪保护区大熊猫专职监测队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每天在山间穿梭。往往在山上一待就是一周，常常十天半月回不了一趟家。他们为拾到一枚新鲜粪团而兴奋不已，为获得一项准确数据而喜上眉梢。

　　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初实施“中国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工程”和“天然林保护工程”以来，野外大熊猫濒危状况得到进一步缓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保护司司长杨超介绍，大熊猫野生种群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1114只增长到1864只，自然保护区从15个增长到67个，受保护的栖息地面积从139万公顷增长到258万公顷。

　　四川省林业厅野生动植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站副站长古晓东，参与了多次大熊猫野外调查。在他看来，调查结果也表明大熊猫面临的威胁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大熊猫栖息地片段化、小种群遗传多样性低；栖息地内的人类干扰，如放牧、采笋、采药、旅游，以及一些大型工程建设等，对大熊猫的生存和繁衍带来一定威胁。

　　另一方面，随着“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这三大难题被陆续攻克，大熊猫繁育硕果累累：2002年仅有161只，2010年增至312只，截至2017年底，我国圈养大熊猫种群数量首次突破500只，达到518只。

　　增加的国宝熊猫，往何处去？

　　以大熊猫在国内外受欢迎的程度，新建基地，再辟园林，继续圈养供人观赏，一辈子“靠卖萌为生”似乎也并无问题。

　　不过，这显然非大熊猫保护研究之初衷。

　　“我们用了50多年的时间来挽救濒危物种大熊猫，还将用50年甚至更长时间，让大熊猫真正回归自然。这是中国大熊猫保护工作者的使命。”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主任张志和如是说。

　　为拯救大熊猫孤立小种群，改变其濒临灭绝的状态，同时也为了整个大熊猫种群持续繁衍，从2003年起，我国陆续建成位于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核桃坪野化培训基地、天台山野化培训基地，以及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繁育野放研究中心。

　　自2009年起，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始承接大熊猫放归工作，并于2014年获批成为全国首个“大熊猫野化培训放归基地”。

　　反复斟酌，几经研讨，大熊猫野化放归，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