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家，姐姐学习本来也不差。小学最后一年，县体校来招体育生，村小的代课教师们以为招文化课的尖子生，就把姐姐在内，学校的前3名都送了过去。

　　体校没有围墙，一天上5节文化课，学生们每天找个坡道跑步。姐姐只半年就跑得双脚肿胀；平时上课也没人管，在二楼把1元钱丢下去，就有小贩把粑粑从窗户丢上来。父亲想给女儿转学，可又缺钱，也舍不得体校的补助。

　　农村粗粝的生活彻底改变了姐弟俩的轨道，邓风华是幸运的那个，上了北大。姐姐第一年考了一所不错的林业类本科，可农村信息闭塞，收到通知书才知道学费贵，一年上万元。为了给弟弟省钱，家里就让她辍学。摆了几个月的小摊，她“心里空落落的”，复读又考上了本地的师范院校。

　　即使到了今天，邓风华的村子里，每年有两三个读大学的后生，另外二三十个依旧选择打工。

　　在北大的某些课堂上，有个别老师说北大人就应该是“完美主义者”，去登山、滑雪、骑马，“过最好的生活”，农村仿佛不存在。但邓风华也庆幸北大是兼容并包的，不少教授会在课上讲，希望同学们关注三农问题。有老师告诉他们，《春天里》这首歌原本倾诉了底层的愤怒和不易，之后却被轻易置换成“自我奋斗”的表达。

　　邓风华逐渐找准了自己的位置。拍纪录片作业时，有小组做有关美食的精致片子，他就去拍“孤独的宿管员”，记录凌晨4点学生都在睡觉，宿管大叔一个人在阴暗的走廊里扫地，结果被全班认可，拿下高分。他开始关注农村和工人问题，看很多学术资料，身边同学也很感兴趣，时常交换意见。

　　“这所学校的可能性很多。”凌雄第二次创业，选择回到家乡，去农村开辅导班，教孩子们数学和英语。这次他不仅收获了一些财富，更得到了人们的感激。一个月里，他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看到他们掌握了原本近乎一无所知的拼音和乘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那种快乐是之前单纯想赚钱时没有的。

　　四、凌雄在北京偶尔做家教，看到北京的父母给孩子掏1小时一两百元的课时费，培养孩子各种课外技能。他会忍不住想到自己的童年：小学老师是年迈的代课教师，老大爷上课就让学生们自习，然后在操场摆桌子喝酒，再满脸通红地回来宣布下课。

　　在村里，除了他，同龄人没有考上本科的。三分之二的年轻人初中毕业就打工，很多已经有了孩子。他想了想，感觉自己走出来的主要依仗就是天赋。

　　邓风华去边远山区调研。他去南方山区拍纪录片，记录一位8岁上学的小姑娘。

　　他还去东莞的化工厂打工，看工人不戴手套就把手伸到化学试剂里干活，皮肤被腐蚀到干裂。有农民工告诉他，回老家不知道做啥，又买不起东莞的房子。

　　在学校里，他发现那些和自己父母面貌相似的校工们就住在学生公寓的地下室，他陪食堂阿姨跳广场舞，了解她们的生活。

　　他理所当然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家里土坯房，刚2米高，阴冷又潮湿，昏黄的灯泡让墙上的裂缝显得更明显，猪圈招引的苍蝇在家里肆意地飞。他那时在县城读书，食堂阿姨都心疼他穷，尽可能多给他肉。当时他又黑又瘦，胡子拉碴。

　　现在的他远离了云南的紫外线，变白净了，他感觉一些出身和自己相近的同学在和原生环境切割，和一位父亲是建筑工人的好友说起农民工的遭遇，对方淡淡的，觉得先把自己活好才能考虑这些。

　　南京大学的学者曾对江苏省内两所高校的近200位农村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有近半数人“非常愿意”或“愿意”成为城市人，相比之下，只有15%的学生愿意坚守农村身份。尽管有73.5%的学生认为“既然身在城市，就要适应城市生活”，但只有7.3%的同学认为自己“堪称一个城市人了”。

　　邓风华的父亲觉得，儿子想的东西有些奇怪，应该安心做教师。 “小学时，老师嫌他年纪小，不收，我就把我家饭桌摆过去，逼他们收。现在不行了，大城市，咱不行。”邓父叹着气说，忧心儿子心气高，其实能像女儿一样，当个教师，朝九晚五，安安稳稳就最好。

　　可邓风华不这么想。他希望农村同学们意识到，原生家庭并不需要逃离，反而是行动力的源泉。他说自己不再自卑了，尽管看待一些问题的角度可能和中产家庭的孩子相差更大了。可他清楚地知道，这两种认识方式是平等的，自己能为他们提供不同的经验，也能收获他们的尊重。

　　五、大四这年，邓风华带着几个大一的学生去云南农村探访。去的路上，大一学生一路欢声笑语，聊综艺和偶像剧。直到他们到山村小学，班里都是留守儿童，大学生们问孩子最近一星期开心的事有哪些，没人回答；一个月，还是想不出；一年，依旧是沉默。最终有学生颤着声说，爷爷死了，爸爸也3年没回来了。

　　返程的列车上，话题变了。这群大一的学生开始认真地琢磨起农民工问题，偶像被忘在了脑后。

　　无论是城或乡的孩子，大学这4年可能都是他们首次彼此深入接触的机会。农村孩子也很可能在其中收获值得欣喜的改变——比如严泽，她觉得自己愈发自信了，做事细心、负责，她收获了很多认同，又在锻炼中学会了与人相处，和人沟通。

　　“我走的是我的父辈从没走过的路，全都是我自己在试。”严泽会觉得，来北大前，自己是狭隘的，只想“过好日子”。可看到身边一些同学，才发现对某个事物的兴趣，或者对群体关心才是持久的动力。

　　邓风华自己的家庭也在改变。他们家以前算是村里的破落户，现在姐姐当上了老师，给家里修了几间新的砖房，买了电视，装上了太阳能。他考上了北大，更让这个家庭成了村里最受欢迎的一户，亲友们开始把孩子们在假期送来，让他们跟着姐弟俩聊天、学习。一些原本想让孩子辍学打工的父母看到了这家人的变化，也渐渐改了主意。

　　另一面，原生家庭带来的身份也长久地影响着这群学生。曲小薇今年毕业，没回家，直接去了研究生的学校继续学习，主要为了省下回家的路费。她认为硕士毕业后去昆明工作，是适合家境的最优解。

　　北京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心统计毕业生去向，也发现农村学生的流向特点鲜明：他们出国深造的比例大大低于全校平均水平，更加稳定、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及较高保障性的国企和事业单位则是首选。

　　曲小薇坚信，原生家庭的影响不会抹除。她希望以后赚钱，给老家的小学捐一个图书馆，再给村里装上路灯。凌雄则已然工作，身为选调生前往基层。在家乡开办辅导班的经历让他觉得，能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类似的烙印也留在了崔少扬身上。他就要开学了，资助都已到位。可他最挂念父亲的身体——父亲最近总感觉肚子里“有气泡”，很担心，却还是不肯去医院检查。这成了崔少扬的心病。他也还清楚记得贫困的滋味：自己600度近视，父亲曾省下治疗肾结石的钱给他买了眼镜，他却不慎摔碎了——他痛恨自己，从此再没配过眼镜，不得不凑近看很多东西。

　　自认“融入”还不错的严泽也清晰地记得贫穷带来的不适感：小时候，她沉默地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插不上话；再长大些，同学们问她牙不整齐，为什么不去矫正，她哑口无言；到了北大，开学后会有同学说自己暑假在洛杉矶，或者寒假在旧金山吃到了很棒的甜品，但现在，自信的她放下了这些。

　　邓风华已经克服了落差感，他在乎深山里的老家，也想改变它。家里只有铺太阳能的屋顶信号好——假期，他抱着电脑坐在屋顶上学习。夜深，绵延的山漆黑，万籁俱寂，头顶的星辉洒满夜空，电脑荧屏闪着光。

　　(文中北京大学学生均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