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伦之乐与社区“隐形人”

　　贵州贵阳，一座发展速度惊人的中国西南新兴城市。陈阿姨是这个城市里醒得较早的一批人。每天早上5时，64岁的陈阿姨就起床了。简单洗漱后，她迅速前往附近菜场买菜；半小时后，开始准备早餐。她需要记清楚，孙子不喜欢吃面条，儿媳不爱吃香菜。7时30分前，她必须把孙子送到幼儿园，11时接回家吃饭，下午2时送回幼儿园，两小时后再接回来。上午，陈阿姨要准备孙子的午餐，傍晚还要准备全家人的晚餐。这是孙子上幼儿园期间陈阿姨每天的固定日程。

　　3年前，从贵州省兴义市一所小学教师位置退休后，陈阿姨来到贵阳帮着儿子照看孙子。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陈阿姨“累并快乐着”。

　　在北京市朝阳区南太平庄社区居住的马阿姨最近心情则很差，屡次想带着孙女回东北农村老家，却说不出口。2年前，她来到北京帮儿子一家照顾孙女。由于不会说普通话、不识字，在这里，她的朋友圈只有儿子、儿媳；能称得上点头之交的邻居只有一个；平均每月在社区遛弯的次数只有一次……这个社区10多栋住宅楼里塞满了几千人，但对马阿姨来说，都是陌生人。只有面对8个月大的孙女时，她才感觉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孩子们回来后，马阿姨常常感到很失落，“他们回来后，要么看电视、玩手机、逗孩子，要么还要忙工作。我理解，他们白天累了一天，不想说话很正常。”

　　在北京市朝阳区、丰台区等地走访调查期间，记者发现，缺少朋友、想家、孤独、不适应，成为很多随迁老人的共同特征。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医保报销困难，一些“老漂族”甚至不愿意去医院看病。《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6—2017）》指出，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加上亲朋旧友远离等原因，随迁老人与迁入地生活产生隔阂，甚至鲜少出户，成为社区中的“隐形人”。

　　“‘老漂族’正处在‘半城市化’过程中。”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对记者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处在流动、分离和聚合的巨大变动中，随着迁徙人口的定居化和家庭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作为“从属人口”也卷入迁徙人口的大潮中。城市“老漂族”不断壮大是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也带有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区隔的特点——人户分离，同时反映出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合理性和隔代育幼的现实性。

　　“连根拔起”与“融入难”

　　3年前，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教授、中级社会工作师苗艳梅，带着学生在北京市昌平区C社区开展随迁老人社会融合服务研究。调查发现，这些随迁老人均来自外省市，其中农村、乡镇占了一半，照顾晚辈的占70%。他们对北京的好印象主要集中在能够家庭团聚、交通方便和“首都光环”，不适应主要集中在环境气候、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人际交往等方面。

　　在苗艳梅看来，社会交往缺失是很多“老漂族”思乡的重要原因，“有个老人跟我们吐槽，这边家家户户门都关着，谁也不理谁，哪像我们在老家，住的都是自己建的房子，邻居之间经常互相串门。”

　　列夫·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十分适合用于形容“老漂族”的生活状态。老人们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有效整合家庭资源，共同应对养老和育幼的双重挑战；另一方面，当一个随迁老人面临被“连根拔起”的新生活时，家庭成员间的摩擦和冲突很可能加剧。

　　在和苗艳梅的研究小组认识之前，63岁的韩阿姨对儿媳的生活习惯忍无可忍。从湖北来到北京帮忙带孙女后，平时很注意节俭的韩阿姨对儿媳的买买买很看不惯。偶尔和儿子说几句，儿子还劝老人不要过问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她平时做家务、带孩子本来就很累，心里的委屈无处诉说，老伴又不在身边，也没有认识的朋友，从不参与社区活动，重压之下她就一直想带孙女回湖北。

　　“有的老人甚至将在北京给儿女带孩子当作‘有期徒刑’，‘刑满’（孩子上学）就能回家了。”苗艳梅说。

　　更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出现社交行为阻碍和融入困难，很多“老漂族”可能产生精神抑郁等心理疾病。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随迁老人居多。

　　在苗艳梅接触的C社区随迁老人中，一个从河北唐山来帮忙带孩子的老人就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她唯一的女儿因为孩子上学搬到学区房后，留下老人独自在C社区生活；后来在老家的老伴去世，更让老人觉得自己是一个累赘。苗艳梅说，老人觉得自己被女儿抛弃了，又回不去老家，成了多余人。

　　“对‘老漂族’来说，离开家乡的最大风险是与包括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社会交往与熟人熟地等社会支持系统脱离，导致养老风险被无形放大。”穆光宗表示，到了老年期，老年人会固守自己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执着于“熟人圈子”，抗拒“陌生人圈子”，由此产生的压力感、隔阂感和边缘感等不良心理感受，会影响他们对老年生活质量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