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在触摸妈妈“和她不一样”的腿所以我的女儿每天早上看到我的假肢倒了就会帮我扶起来，当我问她眼睛在哪里，鼻子在哪里，她都会指着自己，当我问她腿在哪里，她就会指我的腿，她会觉得这个腿是特别的。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都会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哪怕身体残缺，也是特别的。
我对我先生的技术非常有信心，他有一双魔术师的手，他给我装的假肢，在我上一次怀孕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没有更换，我没有坐过一天的轮椅，到我生的前两周一直到生的头一天，我们还去逛了宜家，第二天就生了，我也是顺产，我都要感恩他，帮我做了一双很适合我的腿。
我希望他的技术可以帮助到更多像我这样的人群，未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只能努力，希望未来这件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三 使命
怎样让残疾群体拥有生命力和创造力
廖智在大学做演讲
一个人，要去实现他最大化的价值，给予他尊严，他反过来可以给社会更大的反馈。
像澳大利亚有个尼克胡哲，他先天没有手和腿，却成为一个励志的演讲大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也是来源于从小他的父母给予他的信心，给予他的不一样的教育，包括整个社会给予他的，他才反过来可以用自己的故事去激励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包括我自己去参加节目，在中国像这样的残疾群体，你会发现你一个人来面对这种文化，需要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拼得过，那个时候我去录《舞出我人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大家就会觉得你这个残疾的群体怎么怎么样，就会觉得你的这个艺术或者是你的这个爱好，你做不了，在编舞上你也做不了。
很多时候我乐意去尝试，但可能别人不愿意让你去尝试，因为别人下意识觉得你做不了。所以我经常都会在排舞的过程中自己去表现——我可以！然后让对方看到了他才会知道：你可以啊，那就让你尝试吧。
所以，中国的残疾人群体需要很大的力气去证明自己，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平视。但是像这样的人是很少的。
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因为我2009年开始就常常出国，我看到不同的东西，再加上我嫁给一个在美国文化长大的华人，他的理念跟我是一致的。
人是生而平等的，但事实上这种不是大众的文化，是小众的文化，我有幸生活在这样的圈子中，我们希望把这些积极的阳光健康的东西带出去。
今年很多人说地震10周年，你要做些什么？我说我不想去煽情，我也不想让大家一想到这件事就是去怀念，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做的是怎样让未来更美好，怎样让这个群体强大起来、健康起来，具有自身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如果要问我，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你想做什么，我要做一个地震截肢者的时装秀，我要让他们走到一个更大更炫的舞台上去展现他们不一样的美，这种美是可以感染人的。
大家看到像我这样的，好像已经成为一个标签、一个标榜的对象，你活得多么好，但是背后还有很多，你不知道他们活得多么凄惨，无法面对自己人生。当他们看到自己残缺身体，又得不到帮助时的那种绝望，你是无法体会的。我是幸运的，我因为跳舞一开始就被关注，一直获得很多人帮助，包括我的假肢一直有更新，现在又有我的老公帮我。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那我这么幸运，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使命，去帮助这些跟我有共同命运却没有机会得到帮助的人，就是我希望做的。
但是当我找朋友聊的时候会发现，大家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操作，因为这是一件很冷门的事。其实在中国，本来对残疾群体的关注就不多，偶尔关注到，就是捐捐钱啊。可事实上，这些是很不够的，我希望这一群人能够站到大众面前来。
所以我跟我老公想过成立NGO，也找人聊过，可能我们缺乏这方面很专业的一些人，所以一直迟迟未能成形，现在我们就是以家庭的名义去做截肢者聚会，小型的、七八个人、十来个人，不定时聚一聚。未来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再考虑让它做得更专业、更成熟。
四 反思
灾难，让我改变，让我成长，成为全新的人
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善待自己的生命。
我跟我先生也常做癌症病人的探访，我们去探访时就会发现，在这些方面，其实我们都有很多误区。如果癌症病人今天活着，我们是希望他高质量活着，不管怎么样，他还活着。至于他有一天会离开，那是有一天的事情，而不是现在，已经非常的痛苦，就是要善待自己。
所以我们每次去看望病人，大家说你们不能笑，因为这样不尊重对方，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觉得那个病人可能渴望面对一张笑脸，渴望有一些光彩投射到他现在暗无天日的生活里。我们希望带给他的是希望，而不是说，你好可怜啊，陪你一起哭吧。
地震之后，我想到我的女儿，其实我很想念她。然后有一年5·12到了，有人问我说，你好像都把她遗忘了，我说我要哭给你看吗？不需要。我哭给你看，是作秀。我自己对她的思念来源于我内心的深处，我不需要把它呈现出来，我有悲伤的权利，但不代表我要悲伤给你看。很多东西越深在里面，会形成一种力量，会让我知道怎么来珍惜现在的孩子，怎么去爱她。
这就是我对上一段感情最大的回馈，就是当我失去了以后，我真正从上一段感情当中得到的很有灵魂、很有力量的东西，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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