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性与安全感
张宁宁的30岁不会拖延到来。20岁时，她觉得30岁无比遥远。如今32岁了，她却感觉20岁仿佛就在昨天。
她能感觉到体力上和20岁同事们的差距，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害怕风吹日晒，害怕路太远，一不小心熬了一夜，三天都睡不回来。”
心态也有微妙的变化。团队的小姑娘一次直愣愣地指出其他组的问题，结果承担了修正的任务。张宁宁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不拐弯、爱表现、想尽办法多付出一点点，让人群里的自己被看见。她如今绕着麻烦走，“佛系”，讲界限——工作和生活分开，自己该做的和他人在做的分开。
她依旧繁忙，脚下浪潮不倦向前，人不进步就是倒退。但某种疏离感正在生长，她与周围飞速变化的一切保持着相对静止，像浪潮上的浮岛。
产业发展的荣光和她从未真正相关。13年里，北京市的平均工资翻了一番，四环内的平均房价涨了10倍不止。细算起来，张宁宁距在北京拥有自己的房子最近时，还是初来乍到工资最低的时候。
19岁时在北京站的人潮里，张宁宁以为自己终于抵达了想要的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留在老家的高中同学纷纷结婚生子，大部分一直干着同一份工作，日子缓慢而幸福，“一眼能望到头。”
如今，北京这些一眼望不到头的可能性让32岁的张宁宁有些迷惘。她不知道再过几年公司还会不会在，自己又在哪里，是不是还有精力拼下去。
她担心自己挣到顶了。
2017年年初，一家著名技术企业被曝裁了一批45岁以上的员工，“清理”了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将他们转岗、分流。这家企业度过了30岁的生日，急于在激烈竞争中吸收新鲜血液，维持青春。
而立之年，女性处境更加艰难。一家招聘网站2017年、2018年连续两年针对职场女性展开大规模调查报告。报告提到，30到34岁的女性处于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其中四分之一感到比较或非常严重的性别歧视。女性整体收入比男性少22%；升上管理层的女性比例远低于男性，72%的被访者表示自己的直属领导为男性。
调查显示，这个年龄段未婚孕女子感受到的歧视最为严重。
张宁宁的屁股搭上过一只不怀好意的手。她上一份工作在一家小型公关公司，待遇不错，同事和睦。公司的一位男领导一次和她共同外出办事，途径小巷，那位平常和善厚道的已婚男士探出了手。
张宁宁有些不敢相信地弹开了，骂了句脏话。第二天，她就杀到人力资源办公室，要求严惩。
手的主人最终遭到了一次严肃的警告处理，扣了奖金，可仍留在公司——他是联合创始人，公司不可能开除他。领导层当天找到张宁宁，表达了对这类事件严惩不贷的态度，并恳请她不要张扬此事，出于“对她个人名誉和公司声誉的保护”。
在不张扬的空气里，这条新闻传遍了全公司。道完歉，那位手不安分的领导开始处处给她“小鞋”穿。公司领导层建议帮她换组。
“得了，也别给你们添麻烦啦。”这名火爆脾气的受害者最终自己离开了。
有与没有
陈小河领教过职场刻意轻描淡写的不友好，体面之下内伤累累。
1988年出生的陈小河硕士毕业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皮肤白皙，长发大眼。她在一家投资机构工作时，公司领导总期待她能主动承担一些服务性的琐碎工作，却不对男下属有同样的要求。他露骨地评价陈小河的美貌，并暗示她要多与客户们“接触接触”。
这个外地姑娘在28岁时艰难地换了工作。她不止一次在求职面试时被询问是否有结婚生子的计划。“公司看你年龄差不多了，担心没干几天就生孩子去了，太不值。”
她最终做了金融记者。战场没变，金融街的玻璃墙如丛林，国贸地下通道如迷宫。这些是北京税收增长最快的地区，橱窗里一份甜点售价百元上下，硕大招牌间的操作涉及金额带着一时难以数清的零。
带她的“前辈”比她小，同龄的同事已经在这行耕耘多年，她奋力追赶。
换了行当，她仍旧常常被教育搞好人际关系，和领导套好近乎，周围人的努力也不完全是出于对这一行的热爱。
她常常思念学校，想回到那个单纯的环境里再扎扎实实学几年新东西，换个方向。可她舍不得学习的时间成本——哪家公司愿意要一个过了30岁的女性新人呢？
换工作后，收入不如以往，但陈小河觉得自己好像快乐了一点。第一次在文章后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有种奇妙的感觉：轻飘飘的三个小字，表明那是属于她的成就，谁也无法冒领。
新闻是她少年时代就憧憬的工作，陈小河最终决定相信一切折腾都是值得的。她的30岁生日在北京一家顶楼餐厅里庆祝度过，蛋糕烛火下，车流灯光迷离一片。第二天睁眼没感觉到比昨天的自己成熟多少，顶着因宿醉而嗡嗡作响的脑袋，赶去某个发布会。
她仍忍不住左顾右盼，惦记着某个同学升职加薪，羡慕某个同学创业了年薪百万。奋斗似乎永远没有顶，总有人在更充满希望的领域里。而前辈告诉她，行业受限，资历增长她的薪资水平也不会有太大变化。
她不觉得自己算是执着于物质的人。在北京这些年，她逐渐有能力拥有越来越贵的名牌包包，也没磨灭对便宜帆布袋子的热爱。混着背，都挺美。
“可我总是忍不住在比。”她说，“别人有的我没有，是不是就代表我比她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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