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社会上去退休”
要签劳动合同，要办社会保险，再也没有“三联单”……猝不及防地，“铁饭碗”打碎了，“到社会上去退休”,变化照进鲁文华的现实。
其实，当年的鲁文华不知道，就在她进入工厂这一年，改变早有端倪。
1978年5月,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取代此前的劳动保险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初，逢年过节，鲁文华兄弟姐妹5个人都会回到电子管厂看望父母。这时，鲁家大哥从工人成长为企业管理者，最早捕捉到形势的变化，敏锐地提醒兄弟姐妹：“以后都要和企业签合同，到社会上去退休，到社会上去看病就医。”
当时鲁文华并不担心，因为在她工作的头5年里，“没有动静儿”。
在历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专家郑功成看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社会政策,会稍微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家住西单的鲁文华为了照顾两岁的女儿，调到北京市百花蜂蜜厂工作。她并不知道，日后，这一年被称为“社保改革元年”。
1986年4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
3个月后,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试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国营企业将以劳动合同制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同时规定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并由企业和个人分担缴纳保险费。
1987年，年刚过完，厂子里开始通知鲁文华签订劳动合同,“那会儿倒是没引起什么波动，大家都没当回事儿，签了合同以后,大家没有感受到啥变化,干的还是原来的活儿,领的还是原来的工资,劳保也跟以前一样”。
这时候，鲁文华听说，很多人，有的还是国家干部，开始“下海经商”。对她来说，真正的变化要从1991年开始。
这一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养老保险问题第一次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在北京，企业开始陆续为职工办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手续。
这回，鲁文华知道了她退休时不再由企业发养老金，而是由社保发养老金，这叫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鲁文华和兄弟姐妹都要“到社会上去退休了”。他们聚在一起，“情感上一时没法儿接受”。
“社保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交一部分钱”，她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职工不理解,认为自己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结果退休后跟单位没关系了,就到上级单位信访。“那时候，单位净开会宣讲社会保险政策，最后强调保障大家的待遇不降低，才打消了大家的忧虑。”
变化总是一波接着一波。
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1997年，鲁文华父亲脑梗入院，开着熟悉的“三联单”去办的入院，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他们先自付，后来，其中3000多元拿回企业从“三联单”也就是企业保险体系中报销，另外2000多元由医疗保险报销。
“那是最后一次有‘三联单’了，以后再也没有了，都改社保卡了。”
鲁文华和她的一大家子都陆续办理了主要用于看病的社会保险卡。
“我们什么都赶上了”，鲁文华解嘲地笑了。
准备在企业工作到最后一天的鲁文华还没领到退休证，却先领到了“下岗证”。
北京市政府在三环内“限煤”，北京百花蜂蜜厂整厂搬迁至大兴区。2002年，和绝大多数工人一样，鲁文华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后回家了，丈夫则在一年前从燕山石化回家了。
青春伴随着车间里的机器一同老去。鲁家兄妹5人都不记得他们告别厂子回家的确切日期了——那只是他们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没空多愁善感，这只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生活，在等待她。
2002年，鲁文华的女儿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每年的学费6000多元，每个月还需要600元左右的生活费。鲁文华家正面临着拆迁和搬迁，拆迁面积不大，搬到通州后，装修花光了她8万多元的下岗安置款，还背负了一点儿债务。鲁文华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保洁员，丈夫则去一家民营企业当司机。
“还好是我的社保处理得好，没给我添负担。”按照国家社保政策，她在与企业签合同之前的工龄，全部视同缴费年限，无论是企业还是她个人都不用再缴费。之后的合同年限内，企业和鲁文华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她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后，每年3000多元的社保费则由失业保险和下岗补助补齐了，“失业保险和下岗补助一共给了1万多元，缴完社保费还剩一点钱。”
鲁文华的丈夫经历类似，2001年与燕山石化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后，又干了12年才退休，社保费用也大多由国家缴纳了，“别看下岗有10多年，但根据4050人员优惠政策，国家就可以管你3年社保费。”
有了社保的他们，看病后还是会回单位。医保门诊的起付线是1800元，他们每个季度会去单位，粘好单据，等待企业提交到社保部门去报销医药费。
民营经济浪潮席卷中国。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张凤琼的丈夫1997年已经到深圳打工，“比种地强”。1999年底，张凤琼也一同来到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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