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最后一次努力是在2015年。由沙特王子、亿万富翁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与彭博社合办的Alarab泛阿拉伯电视台在巴林开播，卡舒吉被任命为主编。为此，他规划了整整4年。但开播后数小时，在沙特当局的压力下，巴林当局掐断了播放信号，据当时媒体报道，电视台正在采访一名批评巴林政权的反对派人士。10天后，巴林宣布关闭这家电视台。

　　“（当他遇到麻烦时）我会知道，因为他不会接听电话。”报道沙特阿拉伯地区新闻的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记者德布·阿莫斯（Deb Amos）说，“最终风暴会过去，他会再次回答。”卡舒吉经常慷慨地为国际记者提供意见和背景资料，和时而精辟时而平淡的评论，但这些年他始终小心翼翼，直到某一天他告诉他们，他不能再说话了。

　　这次风暴似乎比以前更加猛烈。33岁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2015年成为沙特事实上的领导者，他推动沙特女性拥有驾驶权、在国内开设电影院，整治贪腐，倡导经济和社会改革，都为他赢得了好名声。但随之相伴的，是越来越收紧的言论空间。卡舒吉在2018年7月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他的记者朋友、社会活动家、普通朋友，都因为没有在沙特和卡塔尔断交时发表言论而被捕入狱，并且从未接受过审讯。

　　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第一篇专栏中，他写道：“在政府的压力下，流传最广的阿拉伯日报之一《祖国报》取消了我撰写了7年的专栏。当我警告不要过分热情祝贺刚当选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时，政府禁止我使用推特。”

　　当《华盛顿邮报》编辑凯伦·阿提亚（Karen Attiah）发邮件约他撰写专栏时，卡舒吉的回复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与决心：“家人和朋友对我施加的巨大压力，使我保持沉默。但我们阿拉伯世界有足够多的失败国家。我不希望我的祖国也成为其中之一。请原谅我不太好的英语，我相信你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即使流亡海外，他依然不认为自己是个“持异见者”，而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他说只想要“一个更好的沙特阿拉伯”。

　　他在专栏里反对沙特入侵也门，还用第一部进入沙特的好莱坞电影《黑豹》来讲述与世隔绝的王国最高统治者如何思考与外界的关系。

　　2017年，沙特安全部队逮捕了该国数百名最富有的人，包括一位亲王，据称这是为了打击沙特官僚机构高层中的腐败。被捕的人被关押在利雅得豪华的丽思卡尔顿酒店数周，据报道，有些人受到身体虐待。

　　卡舒吉支持王储推行的改革和反腐，但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储施加的是有选择的正义。在2017年11月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新上任的王储在2015年为自己购买了一艘价值5亿美元的游艇，“这个价格远远超过他制定的反腐标准”，但没人敢谈论。

　　在那篇文章中，卡舒吉呼吁，沙特媒体在公开这些腐败案件时，也应鼓励公正和透明的调查。

　　但他所写的这些，并未获得他希望的效果，反而触怒了这个国家最高执政者。卡舒吉的一位好友阿赞姆·塔米米(Azzam Tamimi)评价他，穆罕默德王储“花费数百万美元用于打造公共关系，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为女性谋权利的当代救世主形象，卡舒吉却常常揭发他不想表现的另一面。”

　　在祖国的其他人那里，他同样不受欢迎。对于具有世俗意识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太过伊斯兰主义者；对于传统保守的瓦哈比派来说，他过于自由主义。而他曾与高级政府官员过从甚密，也让他失去了另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信任。

　　优渥的身世更是让他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卡舒吉的祖父穆罕默德·卡舒吉是沙特开国国王的私人医生。叔叔阿德南·卡舒吉是世界闻名的亿万富翁军火商，堂兄多迪·法耶德是在1997年与戴安娜王妃双双死于致命车祸的男主角。卡舒吉本人，也曾在2005年担任当时沙特驻美大使费萨尔亲王的媒体顾问。

　　“他试图避免面对问题并制造敌人。”他的一名好友阿卜杜勒·阿齐兹说，“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无论何时说出真相，都会产生伤害，会制造出一些敌人。”

　　这份复杂性并没有让他转向低调。

　　除了写作这条路，摆在卡舒吉面前的还有另一种选择：今年8月，卡舒吉去相识了16年的朋友、卡塔尔国际基金会执行董事玛吉·米切尔·塞勒姆的办公室拜访时，曾经对她倾诉：“我已经想了两年，我想去一个遥远的岛屿生活。”

　　但随即，他又大声反问自己：“我可以放弃吗？我可以停下脚步吗？”最终的答案仍是：不，我不能放弃。

　　在他失踪之前，卡舒吉多次向阿提亚表达了自己想办个阿拉伯语版的《华盛顿邮报》，发布阿拉伯世界的新闻和评论。她记得当卡舒吉谈到这个，“他的眼睛都亮了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