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第1110期

　　非洲加速度

卢旺达一家制衣厂的工人在工作。

卢旺达一家制衣厂的工人在做早操

东方工业园车间里，当地工人在工作

东方工业园关于新城的规划

　　飞机从北京起飞，差不多11个小时后，会降落在“另一个中国”。

　　这个叫埃塞俄比亚的国家处在非洲大陆的高处。两个国家间的巨大差异，渗透进历史的几乎所有细节里，地表的植物也都在为此提供证据。但是，在计划前往非洲之前，不止一个人告诉我，那里就像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他们说，那块遥远大陆上的中国影子，包括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工地，也包括门外有货车排队的工厂。一个又一个工业园区成了这里的特区。有人把埃塞俄比亚的努力称为改革开放，那么这里摸着过河的石头，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中国。

　　闻名世界的中国制造正在影响这里。埃塞俄比亚想要成为“非洲制造”的典范，这样的目标写在了该国政府为2025年制定的发展规划中。

　　对于埃塞俄比亚来说，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而且这条道路还在通过这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国家向非洲更深远的地方延伸。

　　中国人开在卢旺达的服装厂里，容纳了四五百公里外偏远山村里的打工者。北京一位不久前去过乌干达的教授说，她每天早上5点被外面的喧闹吵醒，窗外是成群结队的年轻打工者。他们大多凌晨三四点就起床，骑摩托车或挤公交车去工厂上班。那总能让她想起上个世纪末北京太阳宫附近公交车开着半个门拽人上车的热闹场面。

　　在这些碎片拼起来的模糊图像前，非洲对于我来说仍然只是存在于纪录片里的神秘之地和出现在新闻里的“老朋友”。从1955年万隆会议算起，这已经是中国和非洲“相好”的第63个年头。但我还是只知道中国人在那里修了房子，建了铁路，知道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

　　除此之外，中国在非洲还留下了什么？那里真的会出现“下一个中国”吗？

　　我想答案就在飞机之外。

　　中国的细胞融进了非洲的血管

　　机舱门打开，外面是一个我熟悉的陌生地方。

　　目力所及的远处，群山代替了高楼出现在地平线上，展示出非洲的辽阔。空旷的飞机场上，凉风裹着阵雨，冲散身上从北京带来的暑气。距离容纳了足够的自然伟力，在北半球的夏天，营造出一个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季节。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年平均气温只有15摄氏度，空调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埃塞俄比亚历的一年有13个月。在招揽旅游的宣传页上，这里被形容为“13个月阳光普照的国家”。

　　从天空到土地，这儿处处透着和中国的不同。但是走出机场，这些不同被各式各样的建筑和拥挤的人群压缩得越来越小。

　　这里的中国人太多了。在这个主要使用英语和阿姆哈拉语的国家，机场指示牌上唯一出现的另外一种文字是中文，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专门设立了一个中文的服务柜台。有人说，中国人是当地数量最多的外国人。数量庞大的中国人抬高了中餐馆的物价，中餐的价格至少是西餐的两到三倍。在当地高档的中餐厅，一盘鱼香肉丝都要几百元人民币。

　　春节的时候，从这里回国的机票像春运一样紧张。候机大厅的门口会贴上春联，摆上拜年娃娃的人形立牌，甚至在大厅里煮饺子，让人们上飞机前吃一盘。

　　埃塞俄比亚是没有唐人街的，卢旺达大使馆附近住了太多中国人，成了当地约定俗成的唐人街。当然，它的名字听起来更接地气一些，叫“卢旺达菜市场”。

　　街边的馆子里聚齐了从东北菜到川菜的各种口味，不过最火爆的还得是大排档。菜市场也在努力适应中国人的味蕾，“国内有的这里基本都有”。

　　其中一家蔬菜超市是中国人开的。店主本来在深圳开了一家发光二极管灯具工厂，后来，“国内产能过剩对工厂冲击不小”，他关了工厂，来到这里。那时，菜市场还只有白菜、萝卜和土豆，这个山东人受不了这种贫乏，开始种菜卖菜。如今，他正打算把种植面积从原来的300亩扩展到5000亩。

　　这些曾经带动中国经济循环的活跃细胞，正渗入非洲经济的毛细血管里。在国内开婚纱制造厂的中国人，看到埃塞俄比亚根本没有婚纱礼服厂，只有租赁礼服的商店，而租一次的价格就相当于在中国买两件新的，于是找到了发财的希望。原本在这里倒卖和维修手机的80后，看到当地医院缺乏核磁共振的仪器，很多医生只能靠经验判断病情，很快就从国内进口了仪器，开起了诊所，还把生意做到了吉布提、坦桑尼亚，下一步打算把足迹踏上津巴布韦、加纳、尼日利亚的土地。

　　中国商人在非洲大陆的村镇开设了上千家“中国商品杂货店”。他们教原本不种蘑菇的赞比亚人种蘑菇以出口，也教还没有熟练运用电脑的非洲人如何成为电商。“中国人就是善于在夹缝中生存。”一位常年往返于中非之间的人说。

　　吴文俊是1996年随父母从中国浙江省来到卢旺达的。那时这里的大屠杀刚结束不久，道路坑坑洼洼，城市里甚至都没有5层以上的楼房，“路边还有很多残疾人乞讨”。但是，看到当时政府的种种治理举措，这家人决定留下来。如今，他们经营的酒店就像地标一样立在首都基加利整洁的市中心，旁边还有一个由他们经营的超市，“是当地最大的”。

　　就在他们酒店的后面，是基加利最热闹的所在，卖Tecno手机的店铺密集地安插在临街店面中。这个来自深圳华强北的手机制造商，研发了针对非洲人的自拍美颜功能，还考虑到非洲人对音乐的热爱，让“开机的音乐铃声似乎永远不结束，来电时的铃声大得似乎全世界都能听到”。到非洲10年后，它成为非洲销量最高的手机品牌，每10个非洲人就有4个在用它。有人发现，从内罗毕的机场道路到坎帕拉的贫民窟，从肯尼亚的边境小城到卢旺达的旅游城市，只要有墙的地方，就少不了来自这个中国厂商的涂墙广告。

　　还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通往或准备通往非洲的路上。

　　11个小时内，飞机在天空上划过的弧线超过8000公里，这是从北京到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之间的距离。这个数字正在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飞机通航只是两个大洲不同肤色的人们缩短距离的诸多努力之一。

　　这个非洲重要的中转机场是中国人承建的，机场外扩建项目的工地上也挂着中国公司的标志。从机场出发，路边最显眼的一个广告牌上，中文的标语写着“携手埃塞人民，共建繁荣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