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云江手制宋式琴砚

　　迷砚

　　戴云江和戴彬皓，无疑是一对痴迷古砚的父子。

　　1990年出生的戴彬皓记得，父亲最早迷上砚台是他5岁时，“那年我们全家去黄山玩，逛到了屯溪有名的三百砚斋。我父亲看到一方灵芝造型的砚台，特别喜欢。收了第一方砚台后，从此就一入砚门深似海了。”

　　多年下来，戴云江收藏的古砚已遍及汉、唐、宋、元、明、清，每一方古砚的得来，都有一段故事可说。比如一款青铜器式样的晋代瓷砚，是五年前南京的一位老先生割爱相让的，“那位老先生也是收藏砚台多年，因为子孙对这一块不感兴趣，去世前把一些重要的砚台出手。瓷砚是两晋时期主流的制砚材料，但发墨远不及后来的石材。”

　　砚语轩收藏的古砚之中，宋砚最多，“很多砚台都是雕龙画凤，但宋砚让人眼前一亮，简洁。宋砚的简，就是丰富。宋砚不是一下子走到这个节点的，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蜕变的结果。明代陈继儒在《妮古录》中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镜须秦汉，砚必宋唐’”。

　　读砚

　　宋人重石砚，款式不下百种，主要式样为“抄手砚”。抄手砚起源于两晋，是最经典的一种造型，上宽下窄、前低后高，砚背部分挖空，便于挪移，既轻且稳。戴云江拿出一方宋代的抄手砚，少纹饰，线条简洁洗练，每一边缘都刚劲挺拔，“你发现没有，宋砚是收腰的，每一条线其实都是曲线，看上去很直，细细察看，还是有一定的弧度。只有不是直的，视觉效果才是直的。这种微妙的变化，和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原理一致。”

　　宋砚的简洁还在于，它没有砚池。北宋中后期，砚台和砚池才开始逐渐分离。戴云江说：“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和我们的审美习惯、生活习惯都有关系。宋代极简主义和理学思想非常兴盛。宋代以后，人们就很难欣赏‘少、枯、残缺’这种高度概括的抽象美，越来越趋向世俗化。宋砚样式看似简单，其实里面的变化比明清砚台更复杂。它的长宽高有严格的比例，不是随性的，太方了、太瘦了都不好看。现在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舍不得把多余部分削掉，整个创作思维被材料牵着走。古人不是这样，拿到一个石料，首先是避开所有瑕疵，最大程度取料。但在雕刻的时候，线条必定是大开大合。”

　　戴云江认为，宋砚这种风格是有文化基因的，“宋砚主要特色在于文人参与治砚。宋代的文人非常有气节，砚台也具有文人情怀，线条饱满，低调且有张力，蓄力而不放。”作为南宋的都城，杭州老城区出土过不少宋砚，戴云江说：“杭州这边出土的砚台大多是残缺的，因为南宋亡国的时候，宁可玉碎，也不把砚台留给后来之人，（砚台）几乎都是敲掉一小部分。曾经有两方出土的砚台，是南宋孝宗的两个皇后用过的，都破了一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