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光写生的实践

　　对于这3位学院派新型画家都注重外光写生的现象，包括对外光写生这样一种创作方式的认同与实践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根据的。

　　一方面，19世纪下半叶的学院派不仅延续了对西方古典绘画的具象写实方向的追求，也对美术史的演进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对于当时色彩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外光写生的创作新形式也已渗透到了学院的具体教学中。

安德斯·佐恩 在编织的戴利卡丽亚女孩 72×57cm

　　另一方面，浓郁的乡情和对于阳光的热诚一直是索罗亚与佐恩的生命主题。而对于索罗亚，他的故乡西班牙是伊比利亚半岛上充满阳光和鲜花的地方。索罗亚被称为“阳光画家”应是最恰当不过的。由于早期在摄影师安东尼·加西亚·贝蕾斯的工作室帮忙，使他对光线特别讲究。画巴伦西亚渔夫和海滩成为世纪交替之际索罗亚扬名国际的个人化的绘画语言。《捕鱼归来》《补帆》《巴伦西亚渔夫》等作品正是他绘画理想的兑现。直到1900年，即兴的写生《哈维亚水车》的诞生更是索罗亚诠释绘画的另一个新起点，也正式进入他外光创作的巅峰期。佐恩在法国8年的游学与奋斗之后，载誉而归。在20世纪之初迎来了他的全盛期。佐恩的肖像画技艺在国际上颇负盛名，他的风俗画也异常出色。萨金特则常常利用身边的一些环境用油画或水彩来写生创作一些譬如钓鱼、划船、河边草地的休息等场景的作品。他还曾为画家保罗·贺勒画他在野外写生的情景，只有天气不好时，才会迫使他回屋去画人像。萨金特对外光与色彩的关注一直贯穿在他的创作中，再如创作于1885-1887年的《康乃馨、百合、百合、康乃馨》，就是在花园里每天花上半小时，配合小模特、天光、花丛与灯光写生完成，于1887年春天在英国皇家学院展出。（袁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