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杨守敬很早就奠定了他在书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地位，其《评碑记》《评帖记》关于“崇碑”思想的提出比刘熙载所著《艺概·书概》早5年，比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早21年。杨守敬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推崇碑学思想的同时，还提出了“碑帖并举”的主张，这比刘熙载、康有为提出的“尊碑抑帖”“尊魏鄙唐”更加客观，也更具有远见。在《评碑记》中，他指出：“碑版虽古，不必皆为书家之笔，集帖则非古大家不能预也。”他在推崇南北碑与集帖的同时，对唐代的书家也是推崇备至的，他称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和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为楷法极则，只是颜柳之后，便没有新的书风面貌出现了。所以杨守敬的《评碑记》《楷法溯源》都以唐代为界限，从此便可看出他对唐碑的重视程度。相较于刘熙载、康有为，杨守敬对清末民国书学研究影响力似乎并没有他们大，主要原因除了著作完成后并没有得到及时刊行和传播，更主要的是杨守敬当年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个人影响力还不够，而这之后不久他便应何如璋之请携带《评碑记》《评帖记》手稿以及大量中国历代碑拓到了日本。

　　人的命运有时候存在于不经意的选择中。试想，杨守敬的人生要是缺少日本这一环，历史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来书写？如果说杨守敬应钦使何如璋之招赴日是出于偶然，那么最终使他决定赴日任使馆随员就是必然，这个必然与他前六次科举（注：杨去日本前一共赴京参加了六次会试，第七次会试是1886年他在任黄冈教谕时期）失利、为生计考虑有直接关系。当时杨守敬的经济状况并不理想，这从他1879年在北京借居潘孺初雷阳会馆后所记便可看出一二：“孺初以穷京官自顾不暇，而啬衣减食，以济吾困，此情此境，不堪回首，记之以告子孙，其恩不可忘了。”

　　展览除了对杨守敬中期和晚期的作品呈现以外，也对杨守敬对日本书坛以及《学书迩言》的影响做了简单的梳理。

　　杨守敬对碑学思想的传播，使日本书法界眼界大开。有资料显示，杨守敬带去日本的碑拓有一万三千多份。在国内碑学思想已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此时的日本书法界一直遵守着汉字行楷书、假名、“二王”帖学三位一体的传统模式，且这一时候日本书法界已开始有所反省。换句话说，杨守敬的到来恰逢其时。据最早和杨守敬有接触的日下部鸣鹤所言，开始他们并没有觉得杨守敬有什么过人之处。以当时严谷一六、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的地位和声望，是不会轻易佩服一位从中国来的书法家。但当他们和杨守敬有过多次接触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对杨守敬的学识佩服尤深，陆续追随其学习书法、探讨书学。因语言问题，他们的交流大多是通过笔谈的方式进行，1967年日本书道资料株式会社出版了由石桥启一郎主编的《八稜研斋随录》便是杨守敬与严谷一六的笔谈。1882年，为纪念笔的发明者蒙恬将军而镌刻的《蒙恬将军之像碑》便是请杨守敬撰文和书写的，这块碑至今竖立在日本东京墨田区三围神社内。

　　书法是杨守敬一生学术成果的一个局部，所谓“书以载道”，这种“道”贯穿于他的一生。关于他的书法取法，他曾说道：“我好金石，以汉碑六朝为最，唐碑次之，古印次之、古钱次之，古铜器又次之。”他的书法大致取法欧阳询、颜真卿、《郑文公碑》《泰山金石峪》等，作品熔碑之气势与帖之秀润于一炉，用笔灵活虚和、书写沉着痛快。对金石学的研究也使他的书法不只是停留在书写的层面，在他与严谷一六的笔谈中有这样的表述：“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顾淹雅之士，未暇论及点画；而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鼎。余谓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

　　今天我们以展览的方式梳理杨守敬书法艺术的成就，一方面是为了缅怀先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他严谨治学的态度，树立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张文博）